课程十三:加强文化教育卫生建设

六、加强文化教育卫生建设

1945年秋，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由对外的民族革命战争转为对内的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建设的斗争。为了谋求和平，中国共产党主动让出了苏南、皖中、浙东等地区，将这些地区的新四军撤到苏北、山东境内。同时，将长江以北已连成一片的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根据地，建立统一领导的解放区，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以加强对苏皖解放区建设的领导。

当时，苏皖边区的教育正处于中国革命历史大转折的关头，一方面是苏皖解放区的教育在八年抗战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支持了长期的敌后抗日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边区已建立有相当数量的各级各类学校，打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新的情况，即由抗日战争转为国内和平民主斗争，由分散的抗日根据地转向统一的解放区，由农村走进中小城镇，但仍然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包围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迫切需要认真解决。

1946年3月18日至4月27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宣传部、军区政治部、华中党校委员会、边区政府教育厅、华中文化协会筹委会等领导机关联合举行了为期40天的华中宣教大会。会议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为时事报告与讨论，今后宣教方针任务报告与讨论 ；第二阶段根据形势和任务，大会提出问题，分部门、分类别讨论，总结过去经验，拟定今后实施方案；第三阶段为典型报告、大会发言和大会总结。

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分局副书记谭震林等分别向大会作了形势与任务、宣教工作的群众路线等报告，邓子恢在报告中对时事讲了四个问题：一、关于政治民主化；二、关于军队国家化；三、关于停战和恢复交通问题；四、关于东北问题。对于宣教工作的方针任务，着重讲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说：“宣教工作的目的，是要使党的口号变成群众自己的口号，将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党的水平。那么，群众是什么人呢？工农兵。他们是人民的大多数，是世界的创造者，他们自身有迫切的革命要求，因此我们必须确定为群众服务的观点。”他对如何为工农兵服务提出五点要求：一、要提高工农兵的政治水平；二、要使得群众都知道当前斗争的任务；三、要走群众路线；四、要有多种多样的宣传鼓动的方式方法；五、要争取宣教工作的主动性，有计划地宣传党的主张，及时揭穿反民主派的阴谋，向群众解释怀疑与误会，克服工作中的偏向。

这次大会上，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刘季平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形势、任务和根据地的实际需要，首次提出了苏皖边区的教育方针：“普及新民主主义思想，培养新公民及各种专门人才，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苏皖边区及新中国”。

会议以后，苏皖解放区各类文化学术团体纷纷成立，文化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先后成立的文化学术团体有：华中文化协会、文艺协会、新闻协会、社会科学协会、自然科学协会、教育协会、诗歌协会、美术协会等。这些学会汇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化、教育、新闻界人士，如冯定、孙冶方、范长江、阿英、李亚农、夏征农、恽逸群、黄源等。在他们的创导下，这些协会开办讲座，举办展览，出版刊物，经常举行各种学术交流和文化活动。

中共华中分局成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出版发行定期，不定期报刊30余种。其中报纸有《新华日报》（华中版）、《江海导报》、《人民报》、《淮南日报》、《淮南大众》、《盐阜大众》、《淮海报》、《拂晓报》、《淮北大众》和《清江工人报》等。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是《新华日报（华中版）》，1945年11月7日筹建，同年12月9日正式创刊，为华中分局机关报，是华中分局的喉舌和有力的宣传工具。为加强对该报的领导，华中分局成立了党报委员会，由邓子恢、张鼎丞、曾三、李一氓、刘瑞龙、冯定、范长江组成，邓子恢兼任书记，具体负责指导该报工作。范长江兼任社长、包之静任副社长。报社成立编委会，范长江、恽逸群、黄源、楼适夷、包之静、史乃展、谢冰岩为委员，范长江兼任总编辑。1946年5月 ，范长江调离华中，由恽逸群继任。同年8月13日以后，党报委员会改由吴芝圃任书记。冯定任副书记。刊物有著名的《江淮文化》、《华中通讯》、《生活》、《文综》、《民主建设》、《华中少年》、《大众文艺》等。1946年5月下旬，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自延安回淮安时，带回了毛泽东亲笔写给新安旅行团*的回信。毛泽东热情鼓励儿童团员“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给全体团员以巨大的鼓舞。新安旅行团更加奋发工作，积极参与和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各项宣传活动，有力地发挥了文艺“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战斗作用。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1946年夏，全地区已有近百所中等以上学校、近万所小学，教职工21.4万人，在校学生45万人，相当于抗战胜利时的3倍。为了统一教材，苏皖边区教育厅组织力量于1946年2月编印了中小学各科教材。值得一提的是，华中分局及边区政府为了配合广泛开展的扫盲运动，还印制了一批简易的识字课本、手册等印刷品。这些印刷品易学、易懂、易带，对于提高边区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政治觉悟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华中建设大学以全新的教育方针和学风、较高的教学质量，吸引着解放区的干部和大江南北的青年，全国知名人士和学者、教授也纷至沓来。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荣、历史学家刘力行、数学家孙克定、画家胡考、音乐家章枚等都曾在校任教。学校分设“工、农、文、医、师范、社会科学等六个学院主要吸收解放区内外的青年知识分子培养边区建设的专门人才”。这所“世界新型大学”堪与全国解放区张家口的华北大学、临沂的山东大学、邢台的北方大学相媲美，被誉为“新民主主义之花”。在此期间，在两淮兴办的大专学校还有雪枫军政大学、苏皖教育学院、苏北工业专科学校、华中医科学校、华中医务职业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华中畜牧兽医学校、淮海师范学校以及财经干部学校等。特别是根据政协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精神，苏皖边区政府制订了《苏皖边区国民教育实施法》，有力地指导和保证了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顺利实施，同时在全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当年《新华日报》（重庆版）全文予以连载，并在按语中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对实施政协政治决议之充分准备与具体步骤”。

倡导多方参与民主办学也是边区办学的重要特色。颁布的《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工作方案（草案）》，明确指出边区教育要贯彻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用一致精神，以民主教育为中心培养学员的群众观念、民主精神、民族意识。同时在办学过程中为了体现民主思想，新办的民办学校要组织校董事会进行管理，校长、职员由校董事会聘请。在学校管理中要求实现政府与群众的双重领导，政府领导主要指通过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对学校发展进行指导，群众领导主要指群众会议、校董事会等在政府指导下实行学校管理。

鉴于抗战刚刚结束，经济凋敝办学经费十分拮据的实际情况，边区政府采取公办、公办民助、民办、民办公助、群众自筹经费等多种形式的办学手段。这些措施既解决了办学经费问题又激发了以民生为目标的办学热情，从而更利于边区政府教育规划的实施。

中共华中分局及苏皖边区政府对卫生事业也十分重视，颁布了《苏皖边区公共卫生管理暂行办法》。此规定明确，各地公安机关直接负责公共卫生的指导和督查。有碍公共卫生的行为，经卫生警察督查后仍不能纠正的，依照违反警法处罚；凡患梅毒或类似病症者，澡堂或浴室老板应一律不准其入澡堂或浴室洗澡；凡本边区之热水炉（老虎灶）茶馆及澡堂等所有饮水，应设法使其澄清符合卫生条件，煮沸后才可以提供给客人饮用。

1946年入春后，苏皖解放区灾荒流行，回归热和霍乱等疾病肆虐、蔓延，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中共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和华中军区司令部颁布紧急防疫令，及时制订了防疫实施方案，动员一切医疗力量，掀起广泛的扑灭灾疫的群众运动。

华中分局及边区政府为医治疾病，保障人民健康，除在各县想方设法建立了一批医院、卫生所等基础医疗设施外，还努力争取外援，于1946年8月10日，在淮安湖心寺创办了苏北国际和平医院。该医院的全套设备和药品都来自中国福利基金会主持人宋庆龄捐赠，是解放区最好的医院。

毛泽东给新安旅行团的信

*链接

新安旅行团

新安旅行团于1935年10月成立于淮安县河下镇私立新安小学。该团一行14人(最大17岁，最小12岁)在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以旅行实践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新教育理论，同时实行孙中山先生“必须唤起民众共同赴国难”的遗教，走向社会宣传搞日救亡的道理。出发时，他们每人只有一身单衣，一双草鞋，一把雨伞及简单行装，全团仅50块钱和一套电影放映设备、几部黑白无声抗日影片和几十张抗日救亡歌曲的唱片(电影放映设备及影片大都是陶行知捐献的。)至1941年5月的将近六年中，他们走苏、浙、鲁、冀、晋、察、绥、甘、宁、陕、豫、鄂、汀、桂十四个省，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桂林等大城市，行程37000里。1941年1月皖南事迹发生后，新安旅行团无法在国统区继续活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全团四十余人分十几批，秘密地从桂林出发，经香港、上海，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批团员于1941年5月到达盐城，其余团员及顾问汪达之也于1942年1月8日全部抵达阜区。

新安旅行团一至盐阜区，就得到新四军及三师领导的亲切接见。第一、二批团员刚到盐城，陈毅、曾山等立即接见了该团负责人张杰和张拓，跟他们作了新切交谈，欢迎他们到盐阜区来，勉励他们“学会跟群众打成一片，上好到根据地‘第一课’。”在以后的日子里，刘少奇、陈毅等多次接见该团顾问汪达之和团代表，询问他们的工作学习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

1942年3月，刘少奇在参加会中局扩大会议后，和陈毅一起接见了新安旅行团全成员。此时，该团已有60多人(最大的18岁，最小的不满10岁)。刘少奇对他们说，新旅一定要存在下去。你们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团体，工作有很大成绩，在国内国外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多得的。国民党迫害你们，共产党一定要保护你们，而且还要让你们的团体和你们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就在这次会见时，刘少奇和陈毅“交”给他们组织起盐阜区10万儿童参加抗战的任务。

1944年1月27日，黄克诚、张爱萍亲笔写了《答谢小朋友的慰问信》，希望他们“都要参加反对敌人‘把荡’、‘清乡’的活动，……学习打敌人，学习生产的学问，准备做新民主主义国学的主人。”

1945年5月17日，盐阜区召开了首次儿童代表大会。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中共盐阜地委和行署负责人刘彬、曹荻秋、计雨亭、文教处长戴伯韬等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充分肯定了新旅在盐城四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会上通过了《盐阜区儿童团团章》，成立了盐阜区儿童团团总部，选举了旅行团团长左林为阜区儿童团总团长。

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中，亲自从延安写信给新安旅行团，勉励他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1946年6月10日，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在新安旅行团编辑出版的《华中少年》的创刊号上题词，题词为：“经过战争和民主的锻炼，在抗的炮火中生长起来，在无比的自由气氛下工作和学习，新生的一代有对解放区的热爱，也有对自己光明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