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四:筹建中共中央所在地

四、筹建中共中央所在地

 

如果说重庆谈判是共产党人及毛泽东有几分受当时局势影响的话，那么，筹建中共中央所在地则见中共当时执行协定和平建国之诚意。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考虑，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当谈判接触到实质性问题时蒋介石表现的是没有诚意。面对当时的新形势作出了新的战略调整：“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很快，刘少奇通过电报向毛泽东汇报黄克诚的建议，达成了共识，除组建华中分局等组织措施外，还确定重新选择中共中央所在地，成立了先行警备团赴承德筹建。

之所以有此选择，那是因为承德北倚苏联，西接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邻朝鲜，三面都是友好邻邦（当时谓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向，而且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一旦重庆谈判失败，可以将东北作为八路军的大后方。

决策作出后，朱德在接见先行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和政委李逸民时明确指出：“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工作。希望你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抢时间，争速度，克服困难，尽快到达目的地。”

中共中央所在地选址承德方案最终未成，虽然有苏联的原因，但国共和谈在美国、苏联的外力之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进展，签订了《双十协定》，让共产党人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不能说不是一个更重要原因。

如果按照政协决议改组政府，中共将有代表参加国民政府，为了工作方便，党中央就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些的地方。这个问题是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后提出来的，但不要忘了，是在《双十协定》签订之后，毛主席于1945年10月11日坐专机回延安，而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都是在毛泽东回延安十多天后的1945年10月25日宣告成立的。新成立的华中分局隶属于中共中央华东局。而中共中央华东局则是1945年12月才宣告成立。

华中分局选址淮安，既有两淮解放的水到渠成，更是深谋远虑的毛泽东的前兼考虑。

这，可以从柳宏为发表于《纵横》2000年第４期上的文章《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拟迁淮阴》中的话得到应证：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先生生前在回忆1946年国共谈判时曾提到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在这里，我特别提起这次在延安的情形。到延安和离延安，毛先生都亲为接送。记得到的那一晚，中共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情。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末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此语引起全场的鼓掌欢笑。我说完下来，毛先生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

毛泽东的话既表明了中共中央谋求和平、争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真诚，又说明他当时或者之前就已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考虑。当然，所谓的“怕热”只是毛泽东的托辞而已。中共之所以不愿意迁至南京，一是怕受国民党的制肘而影响自身的发展，二是从安全的角度出发，怕出现什么意外。但出于政治考虑，中共又不可能偏安一隅。在时局未靖，民主未立的情况下，中共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时任华中分局第八地委社会部部长王华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华中分局曾在淮安召开各地委社会部长会议，根据中央要求，准备把淮阴、淮安两个城市统一起来，建成一个城市，建设新的红色首都，与南京隔江相望，国共两党和平竞赛。（见《湘潮》2006年11期秦立海的文章《1946年春，中共中央拟由延安迁淮阴》）

                      原中共华中分局使用过的东楼。

 

虽然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知道蒋介石及顽固派不死心，但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发动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有所顾忌的。从国际上看，此时苏、美、英各国都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从国内来看，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力量日益壮大，国民党集团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内战部署一时难以完成。

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说出，但1945年8月26日，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前夕，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议论过抗战胜利后延安的地位。他说：“延安之所以重要，一因打日本，二因蒋介石在重庆，即都是偏安之局。如蒋回到南京，延安就不那么重要了……”以他对中国的了解和战略家的眼光来看，他不仅知道淮安自古在全国的地位，而且会考虑到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共产党在两淮，争民主比延安更便捷。而谈判结束，《双十协定》签订，被国民党编委的日伪军已经解决，淮阴城、淮安城先后解放，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地域宽广的苏皖解放区，也是不可多得的条件。

因此，毛泽东为了就近到南京参加政府，便计划“将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由延安迁往两淮。而华中分局选址淮安，则是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为中共中央迁于此做准备。据讲，当时对蒋公馆（即淮安区人武部的紫藤园）和丁家花园（在今楚州中学对面）都已做好迎接中央领导人的准备。可惜，因为蒋介石的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战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选在了西柏坡。

蒋介石的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让战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迁到西柏坡，在当时好像很遗憾，但用发展的眼光看，蒋介石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等待他的是失败，是逃至孤岛，而共产党则由一个争取参政的党，因处处为人民着想真诚地执行协定而赢得民心进而取得了执政地位。

 

 

    华中分局旧址原为江苏省立第九中学校舍。抗日战争期间，为日寇驻淮司令部。1945年为盐阜师范。1945年10月至1946年9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设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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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及盐阜区进驻淮城的情况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农历八月十七日)，我新四军三师七旅、八旅和射阳、淮安两个独立团共八个团兵力，一举解放了淮安城，当时淮安城内立即成为华中分局和盐阜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党政军机关纷纷进驻。华中分局政治部设在原省立淮安中学(后为淮安师范，现为楚州中学南校区)。镇淮楼向南大街上驻有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印刷厂，大鱼市口驻有华中分局所属公安局，老西门驻地区新华书店，盐阜区行政公署驻在东岳庙，盐阜地委机关驻在院东大街(由夯轮寺巷向东)，五分区公安局驻龙窝巷戴六家(后迁园明寺)，地委宣传部、敌工部、《盐阜大众》报社和盐阜印刷厂，均驻东门水巷口“蒋公馆”和“藤公馆”内，华中印钞厂驻北门外园明寺，新华印刷厂驻板闸镇。同时，淮城还驻有新华分社，社址设在麒麟巷内。此外，还驻有三个医疗单位：华中分局医院，驻东长街；五地委医院，驻现电视台；华中野战军伤病员疗养所，驻湖心寺(现淮阴农校)。当时淮城商业萧条，市场物资奇缺，没有一家像样的商店。为保障市民日常生活的必要供给，华中分局政治部印刷厂和盐阜印刷厂共同抽出资金开办阜中商店，专门经营批发业务，供小商贩批购商品。新华日报分社亦办了一爿商店，地点在河下镇。

              

 

 

 

 

 

 

*链接2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曾拟迁淮阴

                                   穆瑞

 

1946年2月2日，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收到了中共中央由延安发来的电报，指示从陇海路及山东抽调若干部队到华中南线六合、扬州、泰州、如皋一线，警戒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骚扰，以确保华中现有地区的巩固。电报强调，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要迁至淮阴办公。

众所周知，从1937年1月到达延安起，中共中央就一直把延安作为中央机关和人民军队总部所在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搬迁问题？事情还要从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发动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但在当时形势下，又不能不有所顾忌。从国际上看，此时苏、美、英各国都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从国内来看，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力量日益壮大，国民党集团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内战部署一时难以完成。因此，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表示愿意同共产党进行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不顾安危，亲赴重庆。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在此基础上，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经过22天的努力，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案、政府改组案、宪法草案案、国民大会案和军事问题案等五大议案。这些协议的签订，在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因而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由于政协会议已“获得重大成果”，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由于政协的成功，“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因此中央决定“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58页）在这种大背景下，南迁中共中央机关，以更好地应对国内和平实现后各项工作的构想，开始纳入中共中央的统筹考虑之中。

早在赴重庆前夕，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抗战胜利后延安的地位问题。1945年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重庆谈判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局势后指出，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4页）

1946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初步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名单。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程从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在汇报中指出，将来我党参加政府时，中央要考虑搬迁问题。这是党的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这个问题。2月2日，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协议时，刘少奇进一步明确：“华中我们应该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正是根据这个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给陈毅发去了巩固华中、以备党中央南迁淮阴的电报。

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如果政府改组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重点会转移到这方面来。因此，党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一些的地方。

此后，毛泽东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表示中央机关将来要搬迁到淮阴。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抵延安。在交谈中，张治中对毛泽东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8页）

3月中旬，毛泽东与来访的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交谈时再次谈到了这个想法。梁漱溟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中说：“那时，苏北许多地方为共产党所控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1946年春我到延安，毛主席就曾告诉我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即淮阴城），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

自1945年9月淮阴、淮安城先后解放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地域宽广的苏皖解放区，为中共中央考虑南迁淮阴准备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中央指示后，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进行了认真准备。1946年4月，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在淮安召开了各地委社会部部长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央要求，把淮阴、淮安两个城市统一起来，以建设新的红色首都。分局还选购了一些房屋，将一些办事机构从城内环境优美的蒋公馆、丁家花园搬出，并粉刷一新，准备让延安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居住。

在当时，中共中央准备南迁只是处于酝酿阶段，知道这个计划的范围非常小，只限于中央高层和华中分局的个别同志。因此，当华中分局秘书长吴仲超选购房子为党中央南迁做准备时，引起了大家的猜议。有一次，当时担任华中分局秘书处处长的欧阳惠林在向吴仲超请示工作时，顺便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吴仲超听后很平静地对他说：“你不知道，这是个任务。党中央曾同华中分局主要负责同志谈过，如果真能实现全国和平，成立联合政府，党中央机关就打算迁驻淮安、淮阴来。那时把淮安、淮阴两城联成一片，成立‘两淮市’，作为党中央领导全国工作的中心。并从淮阴到枣庄之间修建一条铁路专线，把山东作为党中央机关依托的后方基地。蒋介石为人阴险，手段毒辣，即使实现了全国和平，我们仍须提高警惕，防备其突然袭击对我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的谋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决不能住在南京。两淮与南京仅一江之隔，如果实现全国和平，国共两党合作，有事协商与定期开会，毛主席就可随时到南京去开会，开完了会就回来。这样来往，十分便利，又很安全。”（欧阳惠林《经历与往事》，转引自《江苏党史资料》2003年第二辑）

中共中央机关由延安拟迁至淮阴一事，虽然只处于酝酿阶段，因形势的发展未能实行，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忠实履行政协协议，真诚谋求和平的。

                                （录自《南方周末》2003-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