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三:新形势下的战略调整

三、新形势下的战略调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囯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

谈判，虽然是蒋介石从巩固已取得战略主动权角度的考虑而发起的，但另一个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早就在考虑。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和毛泽东就设想过由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矛盾问题。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他打算在西安约毛泽东一晤。毛泽东得知后十分积极，愿出面与蒋会谈，以取得“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不过，周恩来认为，毛与蒋会面的时机尚不成熟，安全也缺乏保障。中共中央决定，先派林彪与蒋见面，以判明其意图。此后，林彪赴渝达半年之久，蒋迟迟未提与毛会谈之事。另据张治中回忆，1943年夏，在林彪即将返回延安时，蒋介石突然写了一封信托张交林转毛泽东，再次表示要邀请毛来重庆面谈一切；但此时国共关系再次恶化，中共方面未作答复。（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抗战胜利即将到来，毛泽东的头脑中在考虑战后问题时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是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另一条思路是准备应付国共关系破裂，内战爆发。这两条思路一直伴随着国际上美苏关系和国内国共两党关系或紧或松的状况交错发展。虽然中共始终做着两种准备，但总的来看，力争第一种前途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面。

然而，到了抗战结束时，毛泽东又生出一种担心——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出中国，国共之争将再次成为主要矛盾。

而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毛泽东担心的情况也随之而来。

1945年8月14日，是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日，即日本投降日。在这一天，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条约。国民党在与苏联交涉时，“中共问题”就被专门列为一款。7月初，谈判开始以后，斯大林提出外蒙古独立问题。作为答复，蒋介石指示要把“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新疆匪乱”和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作为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对于蒋介石的条件，斯大林相当爽快地答应了。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共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产党”。他还半是拉拢半是威胁地说：“在中国有国民党，其他力量即为共产党，共产党能推翻政府乎？……如果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中国政府。”这些话意味着，斯大林承诺不支持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而赞助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由于斯大林的承诺，在寻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矛盾时，国民党方面的筹码无疑大大增加了。对此，毛泽东1956年9月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指责道：“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

7月中旬，美国决定派遣美军在中国沿海举行规模不大的登陆，它的目的不但是为了表明美国决心帮助中国驱逐日本，而且是为表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正在增加，以牵制中国的反对派共产党。这个军事安排立刻增加了蒋介石使用武力的倾向。一个明显的迹象是，7月底，发生了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边区淳化的事件。

还有，抗战胜利的到来，出人意料地是使原先就陷于紧张的国共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其焦点是，受降问题——蒋介石一面命令国民党军进攻，一面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顿时，内战阴云密布。

所以，当蒋介石8月14日发邀请会谈电报时，毛泽东的回电就是待蒋答复朱德总司令的电文后再作回答。

朱德总司令有什么电文呢？

就是关于对日伪军的受降问题。

蒋介石采取一切手段妄图垄断对日伪军的受降权利，以便乘机抢夺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于8月10至11日连续发出三道命令：第一、限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日伪军“擅自行动”；第二、指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三、命令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非经蒋介石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

8月13日，毛泽东就蒋介石对受降问题的三道命令，写了新华社记者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驳斥蒋介石的垄断受降权利，提醒中国人民要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并郑重声明，解放区抗日军队完全有权利接受日伪军投降。同一天，朱德、彭德怀以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坚持拒绝其错误命令。

抗战胜利的曙光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同时也投下了内战的阴影。

毛泽东对蒋介石邀请去重庆谈判，还是抱一线希望的。因为他看到的不仅是抗战八年全国人民向往和平，而且，美国、苏联及世界形势也有利于和平。但是，自9月4日起，经过几天的实际问题接触商谈，国共双方对彼此的立场都有了清楚的了解，双方都认为对方缺乏诚意，提出的条件与自己的期望相距甚远。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和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了多年前围剿红军时编篡的《剿匪手册》。蒋介石甚至考虑了还都南京后再迁都北平的方案，以便依靠华中华南的基础，直接控制华北，切断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国民党军队受命全力与共产党争夺华北。

面对如此的新情况，毛泽东不能没有新的考虑。他通过电报与后方联系，研究作出了新的对策。9月8日，中共代表团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国民党表面上招待很好，天天有人出来请宴会，报纸上不写刺激文章，对《新华日报》的检查也较放宽，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但“实际上对一切具体问题不放弃削弱我，以至消灭我的方针，求得在有利于他的条件下解决问题……他们只要求我们认识和承认他的法统及承认军令政令要统一，但反过来他们却不愿认识与承认我们抗日军队与解放区民选政府长期存在的事实，不愿认识与承认两党都有武装长期对立的事实，不愿从事实出发解决问题，只取一概否认的态度”。故他们“特别抓紧的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对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不感兴趣”。

在得到重庆谈判不乐观的消息之后，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9月14日向党中央建议派部队加强东北。他的建议内容为：“东北既能派队伍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根据地，支持关内斗争”。“山东应调3万人到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人到6万人去山东”，为加强苏北防御，“江南一个师主力应调回江北……”

此建议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毛泽东十分赞成。新的战略调整是1945年9月19日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新的战略调整除了加紧从战场上向对方施加压力，为谈判增加筹码外，就是调整了全国的战略布局，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其中包括“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由此，决定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组建华中分局，隶属于华东局，其人员另行配备。

据此，中共中央军委还通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

同时，还将中共中央选址问题摆上了日程。

此部署的第二条第三款：华东新四军（除第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第二条第三款：……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