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八：1945年中共中央曾计划迁往淮安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同时在当天颁布了停战命令，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21天后，蒋介石在会上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

这让共产党人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毛泽东甚至在停战令中说“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毛泽东希望尽早实现和平，虽然他不相信蒋介石会从根子上同共产党和解、成立民主政府。

1946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初步商定中共参加联合政府的名单，会议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程从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返回延安的周恩来汇报说："将来我党参加政府时，中央要考虑搬迁问题。"

1946年2月2日，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实施政协协议的具体细节时，刘少奇说："华中（指苏皖解放区）我们应该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朱德随即亦表示同意。事情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淮阴和淮安是镶嵌在大运河畔的两颗明珠，两地相距不到30华里。1945年9月6日，新四军解放淮阴城，成立清江市，并成为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而淮安城是党组织机关所在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分区机关都设在这里。中共当时的设想是将淮安、淮阴两城联成一片，成立两淮市，作为党中央领导工作的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中分局提出了"要把淮阴、淮安两个城市统一起来，建设新的红色首都"的构想。

中共之所以对两淮情有独钟，一是这里政治基础可靠，经济发达。1945年9月淮阴、淮安先后解放后，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四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地域宽广的苏皖边区。这里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文化教育事业空前发展，成了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二是，这里毗邻山东，具有广阔的战略后方。中共曾构想从淮阴到枣庄之间修建一条铁路专线，把山东作为党中央机关依托的后方基地。以解国民党背信弃义，突然袭击之虞。再者，两淮与南京仅一江之隔，有事协商与定期开会，毛主席就可随时到南京去开会，交通便捷。

当时的中共中央准备南迁两淮，到底是淮阴还是淮安呢？。应该是淮安。

据《张治中回忆录》记载。1946年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抵延安。张治中对毛泽东说，润之先生，现在国共合作和平建国了，你就要到国民政府里去任职了，因此，你们的党中央应该迁到南京去。毛泽东笑着回答说，听说南京那里夏天太热，我怕不习惯，我想迁到恩来的家乡淮安去，开会就到南京去，平常就住在淮安。

另外，淮安和淮阴虽同属一块解放区，但淮安各方面的条件，特别在是安全保卫方面的条件，明显比淮阴强得多。

一、淮安自东晋以来就一直是郡、州、路、府的治所，淮河下游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军事上的重镇，文化底蕴厚，交通十分方便。

二、1939年日本侵略者占据淮安城前，地方豪绅巨贾、旧官吏大员等纷纷锁门闭户，举家出逃，城内遗有大量闲置房舍。

三、淮安城由于历代的统治者们精心营造，城墙高、厚而且险，淮安城墙高达12米，而淮阴城墙高只有8米，在当时的武器装备条件下，淮安的安全度要大大强于淮阴。那时的地方民众一直流传有“纸糊的清江（淮阴城，曾叫清江浦），铁打的淮城（淮安城）”的说法。在为党中央寻找住地时，不会不考虑这一安全因素。1945年9月新四军攻打两淮时，也是先易后难，先以十旅和地方武装攻取淮阴，而后才以七旅、八旅和地方武装联合攻打淮安。在攻击时间和使用兵力上都间接说明淮安城更为险要。

四、淮阴、淮安两城相距15公里。淮阴当时是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但直接领导苏皖边区的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分区都秘密设置于淮安城内原江苏省立第九中学院内（今淮安市淮安区楚州中学东长街校区）。

事实上华中分局在接到中央南迁淮安的口头指示后，把淮安城里的汪公馆（今紫藤园）选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住地，对汪公馆的房子已进行了补漏修缮，房间内进行了粉刷，地面方砖铺得整整齐齐，连看守这些房子的警卫人员都已派上岗了。由此可见，华中分局曾为实施中共中央搬迁淮安计划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提出，要“准备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看来中央选择在淮安成立华中分局和华中分局为中央南迁所做的准备工作，都是对这一要求的一次实践。

中共中央南迁淮安的计划表明了中共中央真诚地谋求和平、争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希望。。然而，正当中共积极筹划参加国民政府，南迁中央驻地之时，国民党却于1946年3月上中旬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协议大加破坏。最后，全会就宪草协议作出了5点修改决议，公开推翻了政协宪草协议。对此，中共随即作出了强烈反应。3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主要负责人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不管文字上如何曲折，实质上是将政协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宪自治等基本原则完全推翻。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言人亦就此发表谈话强调：“中国共产党绝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面对中共的强烈反应，蒋介石亦是一不做二不休，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代替约法。”“如果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这样，蒋介石从否定政协会议本身入手，进而公开否定了整个政协协议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共谈判很快陷入停顿，战后中国所曾一度出现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也由此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和平民主新阶段”出现顿挫，国共两党所关注的焦点逐渐从实施政协协议转到战场上的军事较量，战争取代谈判重新成为国共解决政争的主要手段。1946年5月3日，国民党军方派飞机几次到淮安上空盘旋、侦察；5月14日，又派飞机低空扫射清江机场。与此同时，上海国民党报纸不断散布“武力收复苏北”的反共言论，已经还都南京的蒋介石更是“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明确要求中共撤出苏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军事角度考虑，中共显然已不可能将其驻地从延安迁往淮阴，拟议中的南迁计划自然也就在无形中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