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二十:曾 山
1929：曾山从东固走向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曾山同志的革命生涯里，1929年是一个重大转折，1月进入赣西特委工作，11月当选为赣西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期间以东固为中心，从事革命活动，是其辉煌的一页。
1928年6月，曾山同志从吉安县调吉水县委，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同年11月离任，1929年1月，调赣西特委工作，担任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当时的赣西特委兼吉安县委。1929年2月，曾山在东固第一次与毛泽东同志会面，其缘由是参加毛泽东同志在东固螺坑云汉堂召开的红二、四团和东固地方干部会议，吉安、兴国、泰和、宁都等地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同志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并就东固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在这次会议上，应该说曾山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这可以从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福建长汀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增选陈毅、曾山、宋裕和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一事中得到佐证。在增补的三个红四军前委委员中，唯有曾山同志不在红四军，且不随军，是以赣西特委（吉安县委）负责人身份参加。如果没有在东固的会面和相互认识，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视和肯定。
1929年5月，赣西第一次党代会在东固召开，吉安、万安、吉水三县50余名代表参加，代表党员两千余人。会议通过了《加强政权建设和加速土地革命大纲》的政治决议案，改组了中共赣西特委，曾山同志继续被选为特委委员。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赣西特委书记冯任同志建议曾山同志使用“曾山”这个名字，而不是用原来的“曾如柏”名字。在这前后，赣西特委工作重点是两块，一块是城市的秘密工作，因特委机关设在吉安城内；一块是在东固根据地内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曾山同志1961年在接受吉安县有关同志的访问时，对此均予充分肯定和赞赏。他说：“在敌人力量大的地区，要做隐蔽的秘密工作，并且把秘密工作和山区的武装斗争工作结合起来。这两方面配合得好，敌人一有什么动静，马上派人向革命部队报告消息；平时打土豪、筹款也是事先有人去把情况搞清，使游击队便于取得给养。对东固和延福这几个革命游击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武装进攻，与我们打过多次仗。特别是罗炳辉的五县联防部队，和我们打过许多次仗。最后我们把罗炳辉争取过来，吸收为党员，率领所部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团，后改编为红三军一纵队的一个部分。当时，农村、城市、白军内部都有我们的秘密工作者，各地党组织经常介绍人到东固、延福来充实红军部队，使我们革命部队不断地得到补充。那时候，白区国民党军队在吉安一出动向东固、延福等地进攻，地方党就知道，马上将敌人的行动通知游击队，消息非常灵通。因此，强大的敌人找不到部队，敌人有时又常被我游击队歼灭或打垮。”“吉安的东固、延福地区成为赣西革命中心地区的原因之一，是地形很有利。以东固来说，地位处于永丰、吉水、兴国、泰和几县的边区，有大山，地形非常好，所以，老百姓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当然，地形并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东固这个地方原来农会的基础很好。这里盛产粮食，但农民受封建地主剥削压迫特别厉害，生活艰苦，贫苦农民多，农民要求革命；还有不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譬如赖经邦、曾炳春、高克念等。”当时的东固区委是直接受赣西特委领导，以曾山同志作为上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又是土生土长的吉安人，在指导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非常可惜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方面留下来的史料太少，但曾山同志以上谈话也弥足珍贵。
1929年10月，赣西革命委员会成立，是过渡性的苏维埃政权机构，曾山同志任主席；11月间，在赣西革命委员会基础上召开赣西各县区代表会，成立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与此同时，曾山还临时兼任延福区委书记。1930年1月，毛泽东同志从闽西一路转战，于2月来到东固，曾山同志亲自到东固迎接毛泽东，并与毛泽东共同主持召开二•七会议，在会上，曾山当选为共同前委常委。会上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即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立即分配土地、攻打吉安等。“二七会议”结束后的中旬，召开赣西各县区苏维埃联席会议，成立赣西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3月22日—29日，赣西第一次党代会在富田陂下召开，会上决定将赣西苏维埃政府自动转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为主席。会后，曾山以共同前委常委身份随红四军行动。
1930年10月，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原本内定张国焘与曾山同志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从当时的需要出发，经与临时中央商议，才将曾山的任职改为项英任职，而曾山只担任“一苏大”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并继续留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二苏大”召开时，又继续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长）一职。曾山同志对此毫无怨言，他不计较名利地位，只知道勤勤恳恳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从1929年1月踏上东固的土地开始，曾山同志一步一步走向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可以说，东固革命根据地和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为曾山同志施展才干的大舞台，也留下了他的辉煌。
故事二则：
几次战斗中，曾山率领红军独立团打了不少胜仗，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一次，有位同志分到一双新袜子后，便把一双破旧袜子扔到门口草地上。曾山正巧打此路过，他摇了摇头，弯下腰将袜子拾了起来，回到屋里洗了洗。烘干后，坐在门前石墩上认真补起来，补的针线又细又密，旁观的同志无不啧啧称奇，夸到：“曾主席好手艺。”
袜子缝好的当晚，曾山召开了省委机关全体同志会议，他拿出那双补好的袜子高高地抖了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这是一双破旧袜子，补一补，不是照样可以穿吗。可是我们有的同志却把他扔掉了，谁扔掉的，我不追究，严肃说起来，扔掉的是红军的传统啊！要知道这虽是一双普普通通的袜子，它可是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同志们！”曾山越说越激动。
说着说着，台下一位同志如坐针毡，只见他坐不是，站不是，很不自在又很不安心起来，突然。“哇——”地一声哭了。曾山同志走上前去，吃惊地问道：“你为啥哭？”那个战士低下头，不好意思地承认说：“这袜子是我丢的，我忘本，请曾主席处分吧！”
曾山一手搭在他的肩上，温和地说：“认错改错了就是好同志，我何必处分你呢！”
“嗯嗯！”那位战士十分感激地点了点头，然后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那双袜子能给我吗？”
曾山笑呵呵地说：“不用了，这双袜子就归我了，你还是穿那双新袜吧！”
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使大家受益匪浅。打那以后，曾山所领导的部队里从没发现丢过一寸布、一块旧手绢，艰苦朴素的作风得到了发扬。
半面红旗表忠心
1934年冬，主力红军长征后，曾山率领部队在敌人重重围困中坚持了几个月，才同胡海同志率领的江西红军独立团会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部队决定突出重围，到粤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这生死危急关头，曾山拿出一面绣有“艰苦奋斗”四个字的红旗，分为两半，同胡海各执一半。他们相互约定，等到革命胜利后再把这面红旗重新缝合起来。他和胡海坚信革命斗争终将取得胜利。曾山率领部队几经恶战，终于突出重围，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敌人到处张贴布告：“捉拿曾山者，赏洋八万元。”勇敢机智的曾山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闯过敌人层层关卡，终于辗转到达上海，同长征途中受中央委派回上海领导革命斗争的陈云同志取得了联系，找到党组织，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革命胜利后，曾山才知道胡海同志英勇牺牲了。当年留下的那半面红旗，如今在江西吉安烈士纪念馆，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它既是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一个象征，也是曾山同志革命生涯的一个见证。
一个革命家庭的奉献
曾宪墩
曾山于1899年12月出生在吉安县白沙锦源曾家村，这是吉安县屈指可数的大村庄。曾山的家庭是一个革命的家庭、光荣的家庭，出了四位烈士的家庭。1930年11月，毛泽东曾到锦源曾家村亲自慰问了光荣家庭的家长康春玉，热情赞扬这个光荣家庭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重大牺牲。
1961年底和1962年初，时任内务部长的曾山，回家探亲时，曾面对生育他的红土地，抚今追昔，写下了富有情感、启迪后人的两副对联：
一、家慈五男两女留独子
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二、念大嫂继夫志坚持革命留青史
赞桂香不人后困守家园侍高慈
这两副对联是他对这个家庭精辟的概括，是两副血泪凝成的对联。
曾山的慈母康春玉，是一位勤劳贤惠的农村小脚妇女，生育过五男二女，其中有二男二女因病而幼年夭折，只有延生、洛生（曾山）、炳生兄弟三人长大成人，最后只留“独子”曾山一人，其他俩兄弟都为革命贡献了年轻的生命。
曾山的哥哥曾延生是早期吉安地区党的创建者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从事工人运动成绩卓著的领导人，“八.七”会议后掀起赣西南农民暴动的重要组织者。1921年至1924年，曾延生从南京体育师范毕业归来，受聘于吉安白鹭洲中学任体育教员兼吉安县立高小归来，期间，他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与肖淑贤结为伉俪。1924年，曾延生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中，他认识了蒋竞英。后来，曾延生受党派遣，与蒋竞英到九江、赣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4月，曾延生和蒋竞英在赣州被捕壮烈牺牲。曾延生的妻子肖淑贤虽然没有同曾延生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但她在家尽力照顾好延生的父母和弟弟。特别是延生牺牲后，肖淑贤没有退却和气馁，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丈夫的遗志，积极投身于革命。肖淑贤自己裹过小脚，走路不太方便，但她克服困难，经常早出晩归，背着包，做宣传工作，为红军送情报当联络员。她还是苏维埃政府的代表。
曾山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和曾山一起在家乡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党派他去九江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27年8月，惨遭敌人杀害。噩耗传来，他的妻子刘桂香简直不敢相信，结婚不久的丈夫已永远离他而去。和嫂子一样，她也成了一个年轻的寡妇。当时，曾有人劝她：你年轻，有文化，又没有孩子，不如改嫁去找个好婆家。桂香毅然拒绝了，她发誓要和母亲、嫂子在一起，支撑好这个家。在家人的影响下，她也干起了帮红军编草鞋、送粮食等支前工作。
1939年农历
邓六金在家住了一个多月，过完春节，给孩子找到了奶妈后，就离开了家乡，重回皖南。为了支持曾山夫妇的革命工作，抚养丁儿的担子，自然落到了母亲、嫂子和弟媳身上，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
丁儿在老家期间，祖母对他像命根子一样，万分爱护；伯母和婶婶也像对自己的孩子似的，百般关照。记得一次，日寇“扫荡”，丁儿和家人失散了，他跑到村外的树洞里躲了两天，祖母可吓坏了，伯母和婶婶急得顾不上吃饭睡觉，在外面整整找了两天才把他找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曾山来到上海，担任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那时，曾山的爱人邓六金也随华东保育院迁到上海。到上海不久，曾山便把丁儿从江西接回身边。又把母亲、嫂子、弟媳和两个女儿也接到了上海，全家十几口人终于团圆了，大家心里特别高兴。
在上海时，邓六金陪着婆婆、嫂子、弟媳在外面转了几次，但由于她们都是小脚，走不动，只能在主要的地方看看。老太太在上海住了不到一月，就提出要回家乡。她说：“这里车太多，楼那么高，看得头晕，走一走就分不清方向了，生活虽好，但不习惯。”又说：“在上海没有活干，不劳动不行。回到乡下，还可以养点鸡鸭养点鱼。”
曾山是很孝顺的人，他父亲、哥哥、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儿子，给母亲养老，照顾嫂子、弟媳是他的责任。他把母亲、嫂子、弟媳接来上海，生活在一起，本意是想尽些孝心。而妈妈执意要返乡，曾山只好遵命了。他安排两女儿送三位老人回吉安。为了照料好老人的生活，曾山还从每个月的工资中，省出三分之一的钱寄给母亲、嫂子和弟媳。
曾山的母亲回到家乡后，还和以前那样，轻活重活都干，生产和家庭副业搞得都不错，为此，她多次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嫂子淑贤除了做些家务外，还担任了横江区光荣敬老院院长。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深受院民的好评。弟媳刘桂香除了照顾老母亲和料理家务外，还下地劳动。三位小脚女人勤劳持家，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1961年和1964年，曾山和邓六金先后两次回乡探亲。自上海离别后，曾山一直牵挂着母亲、嫂子和弟媳。1961年回乡时，他看到三位老人生活还好，心里很高兴，便写下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对联。1964年回家，那时曾山的妈妈已经80多岁，嫂子、弟媳也成花甲老人。曾山的母亲说:“省民政厅的同志到过我家，见我们生活清苦，给我们三位小脚女人也是烈属补助60元钱。曾山听后，就将60元钱还给省民政厅，并说：“我是内务部长，应当关心全国的烈士家属；你们省民政厅，应当关心全省的烈士家属。我家烈属有困难，我会解决，你们不能给予特殊照顾。”
1969年2月，曾山的母亲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不幸因病去世。那时全国一片混乱，“造反派”不让曾山回乡，曾山只有给家里拍电报、寄钱，请嫂子和乡亲们代他安葬老人。因为不能回家为妈妈送终，曾山难受了很长时间。
后来，大嫂也病了，“文化大革命”搞得乡下也很乱，家里没钱买药治病，嫂子也过世了。曾山还是请不到假回家为嫂子料理后事，只好请乡亲们帮忙安葬。
弟媳刘桂香也于1986年在家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