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十九:谭震林
谭震林
谭震林 国务院副总理1959
不同时代
建国初期，谭震林担任第一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和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分别20多年的几个弟弟闻讯后先后都与哥哥接上了头。老四谭云，解放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10多年，1949年杭州解放时他随部起义，所以第一个见到了兄长。在各自介绍了曲折的经历后，谭震林根据弟弟的实际情况介绍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弟弟不干，硬缠着哥哥要去公安部门去当干部。谭震林严肃地说：“老弟，你要明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不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了，你在旧军队搞了那么多年，难免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去工厂当个工人，通过劳动可以洗刷一下旧思想。当干部肯定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谭云见当官的要求没有被答应，很不高兴地离开了省政府机关，回去以后又和军管会的同志大吵起来。军管会的领导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拍案而起，命令：“你们回去把他关起来！”军管会遵照谭震林的指示，果真把谭云关押。释放后，仍按谭震林的意见把他安排在某厂当工人，一直到退休。
也是1949年冬，弟弟谭乐春专程从老家赶到杭州，一方面去看看近20年未见面的哥哥，另一方面想通过哥哥搞点本钱，开个矿，把家里搞富一点。没料想遭到谭震林的严厉训斥。事后，谭震林又和风细雨地耐心开导谭乐春：“我是当浙江省的主席，不是我们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了广大人民谋利益，不能只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兄弟！现在解放了，没有压迫和剥削，只要你自己发狠劳动，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谭乐春觉得老兄的一番话很有道理，春节后便告别兄长回到老家照旧经营着一个小商店。公私合营后，他一直在百货公司当营业员。
家在农村的七弟谭德生，限于经费困难，没有去浙江，只是在1950年初给兄长去了一封信。谭震林及时回了信，他写道：“希望你和全家人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斗争，为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而努力。”按照兄长的意思，谭德生在土改中成了积极分子，以后当上了乡党委书记。
闯“鸿门宴”
在无锡县甘露地区盘踞着一支以杨筱南为首的国民党游击小队。杨筱南这个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他曾拉起游击队救护过国民党伤员，也曾炸过铁路阻止日军进犯，还打死过日本兵。1939年，杨部被叶飞收编为“江抗”独立第4支队。可叶飞领导“江抗”西撤后，杨筱南便翻了脸，投靠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冷欣。1940年7月，他还把我军插入杨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膝宵吊在树上，亲自挥鞭抽打，以示与“江抗”势不两立。
8月的一天，杨筱南一反常态，备好美酒佳肴，邀请谭震林赴宴，说有要事相商。夏光同志机警地劝告谭震林说：“不要去，说不定这是摆的‘鸿门宴’！”谭震林沉思一会儿郑重地说：“老夏，杨筱南对日军没有妥协过，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一个重要机会。像他这样的人，我们不去做统战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他就会死心塌地倒向国民党。既然他请我赴宴，就是他摆‘鸿门宴’，我也要去闯一闯！不过，”谭震林将话锋一转，“我们也要提防他。你让部队驻在甘露镇附近，再带上七个精明强悍的警卫员，见机行事。”次日上午，谭震林带着夏光、温玉成以及凌伯泉等八个警卫员直赴杨筱南的深宅大院。只见大院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哨兵荷枪实弹，刺刀闪着寒光。突然，从大厅里走出一个彪形大汉，向谭震林迎来，满脸堆着笑，连声说：“今日我杨某有幸，诸位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请！谭司令，请入座。”“杨司令有请，盛情难却，我们不得不来。”谭震林风趣地说着，双目环顾四周。大厅正中，已摆好两张八仙桌，桌上大盘小碟，盛着鸡鸭鱼肉，还有芳香四溢的佳酿美酒。“有酒助兴，我们边吃边谈吧。今日英雄聚会，人生难得几回醉，来，谭司令，我们喝酒。”杨筱南高高举起酒杯，等待谭震林站起身来碰杯。“且慢，眼下国难当头，敌情十分严峻，我们应以抗日大事为重。酒嘛，谈好后再喝不迟。”谭震林沉稳应对。杨筱南放下酒杯“突然袭击”道：“贵军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你们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去年‘‘江抗’东进，把我杨某数百抗日武装席卷而去。谭司令，这事你一定早有所闻吧?”谭震林不慌不忙地绕了个弯子问道：“杨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贾，拉起武装，又为哪般?”“打鬼子，保家乡。”杨筱南脱口而出。“‘江抗’早把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开赴抗日前线，难道不是打鬼子吗?既然都是为了抗日，又何必分彼此?杨司令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为什么去年心甘情愿的事，今年突然反悔，耿耿于怀呢?”谭震林步步紧逼，“这怕不是被人挑唆吧?”谭震林一语击中杨筱南要害，“合作抗日嘛，应该一如既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我们‘江抗’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杨筱南一时语塞，满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这——这么说，你谭司令同叶司令一样，看中了我杨某这支武装，意在吞并!”说罢，他猛然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地拍在八仙桌上，一只酒杯被震落在地，砸得粉碎。大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杨筱南的卫兵剑拔弩张，只等上司一声令下。谭震林毫不退让，“呼”地站起，温玉成、夏光和跟随的警卫员也一齐亮出武器。“谭司令，我直言相告，我杨某带出来的部队不是吃素的！‘江抗’欺人太甚，杨某决不手软！”杨筱南继续威胁道。“杨司令，请你听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江抗’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赵北、丁松林部就是你杨某的归宿！”谭震林愤怒斥责。不过谭震林又缓和下来，继续说：“如果‘江抗’真的要欺侮你，我们还会来拜访你这司令吗?我们从来是以诚相待的，难道我们能干出互不信任、自相残杀的蠢事吗?”谭震林入情入理的一席话，使杨筱南陷入沉思。这时，一个哨兵慌慌张张地走进大厅在他耳边耳语：“甘露镇到处埋伏‘江抗’部队。”杨筱南听到这里，张大嘴巴，在心里“啊”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算啦！”杨筱南暗地思量，“事到如今，何必以卵击石；谭司令亲自登门，总算给我杨某面子。”在民族正义和武装压力面前，杨筱南只得同意和“江抗”互不侵犯，共同对敌。
1941年蒋介石卑鄙地发动了“皖南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谭震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率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其中黄金山三战三捷，就是在“皖南事变”以后的关键时刻进行的，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揭露了顽固派的无耻谰言，提高了我军的士气，为坚持江南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敢揽批评
批评是多种多样的，有和风细雨式的，有疾风暴雨式的，也有不痛不痒的。当然还有那种是批评了你还叫你心里热乎乎的……
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人们的表现也是千奇百怪的。一触即跳者有之，听了不改者有之，虚怀若谷者有之，文过饰非者有之，推诿责任者也有之。因此，有人说，面对批评，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
“谭老板”（当时人们对华野东线兵团政委谭震林的俗称）对批评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曾说：“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能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这是“谭老板”的经验之谈。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且看“谭老板”如何表现——昌维战役打响以后，为配合作战，政治机关起草了《昌维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和一个瓦解敌军的电报。起草和发出文件的用意自然是很好的，想尽快让昌维的敌人投降。可问题就出在这后一份电报上。这份电报主要是讲对敌方人员的宽大政策，提出该地区的国民党党政军各类人员一律“既往不咎”，立功可以受奖等……电报发出时，兵团政治部还把这个内容印成了传单，在下边纵队开展了对敌广播。随着电波，这个消息被传了很远很远。消息传到中央大本营，第二天就有了反映。一份措词严厉的批评电报，传到了兵团机要室。
电报明确指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敌方其他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首恶者必办”这一项规定的，最终将是一种欺骗！兵团政治部接到电报之后，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这是中央明令批评——这种事情在华野东线兵团是很少见的。大家很快想到了要“追究”责任——战争年代是很讲责任的。一个命令，一个电报的差错，往往就会造成多少人的牺牲。因此权力和责任是紧密相联的。中央要“追究责任”的消息传出后，政治部门的一些同志心情十分沉重。他们私下议论着，认为这次处分轻不了，说不定要给有关同志党内严厉处罚。起草电报的同志们更是闷闷不乐，寝食不安。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同志深感责任重大，立即收回传单，停止对敌广播，以挽回影响，同时准备向中央检讨。
由于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儿对兵团来说算件大事，因而只要一开会就会提到。这天，兵团各部门的首长都在场，人们沉默了一阵又提起了这份电报。谢有法说：“电文是我们政治部起草的，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最终将是一种欺骗’，我们犯了错误，要向中央检讨。”
“谭老板”此时站了起来，摆摆手说：“你们检讨什么？电文是经我签发的，由我个人向中央作检讨，不要你们负责。”此时的“谭老板”是华野副政委兼东线兵团的政治委员，他说话时的语调是平缓的，也是沉重的。有人说：“这事儿不该谭政委写检讨，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谭老板”说：“我签发的，就是我的责任。”
此时人们还不知道，谭震林已经给中央写了检讨，电报早已摆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案头。他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没有一句责怪下面的话。更没有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这件事，使谢有法等同志对“谭老板”肃然起敬。因为在他们中有的人，就遇到过那样的领导，有了战功抢着上，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甚至还倒过头来整下级的……
人们说：“多亏了谭政委，要不，我们可是吃不了，得兜着走了。”
谭震林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上级的批评，我不承担，要下级承担，下级还怎么跟你打仗？这不是“护犊子”，这是作为一个主管干部应具备的素质。不承担责任的主官，绝不是好的主官。我承担了责任，中央无非批我一顿，像我这样久经风雨的人，挨顿批评还不像吃家常便饭。要推给他们，那他们可是真的受不了哟！
看德量才 不拘一格
——谭震林用人故事
谭震林，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坚持正确的用人方向，看德量才，大才大用，小才小用，不分亲疏，不拘一格，一切以党的事业和革命工作为重，留下了许多生动的用人故事。
韩伟4年连升三级
选人用人要不拘一格，这是古今中外成功的用人之道。在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很多同志在非常年轻时就做了大官，这与我党的用人政策和领导人敢于用人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谭震林同志就是一位善于用人、敢于用人、敢用年轻人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井冈山时期，谭震林到新成立的红四军四纵队担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问他：“四纵队靠什么起家？”谭震林很风趣地回答：“把政治上坚定、打仗勇敢的人提拔起来，把这方面不合格的人撤下去，四纵队不就有战斗力了吗？”他是这么说的，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他先后三次重用韩伟的故事，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早在1927年11月，我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是县政府主席，韩伟是警卫排长，负责县政府警卫工作，他俩时常在一起。原来韩伟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叶挺独立团，攻打过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城。谭震林在独立团攻打攸县时，主动为独立团带路送饭，组织架设浮桥，曾受到团领导赞扬。韩伟被谭震林那种谦虚认真的态度所感动，越发尊重谭震林，而谭震林也非常信任韩伟，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1929年，由于红四军在一次战斗中失利，前委机关和军领导险遭不幸，为加强前委的保卫工作，毛泽东亲自指派谭震林组建主要负责警卫工作的混成大队，并兼任大队党代表，谭震林立即举荐韩伟担任该大队副大队长。1930年，谭震林担任红十二军政委，不久，就把韩伟从团长提拔到师长，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指令韩伟代表红十二军指战员从朱德手中接过绣有“沉着杀敌”四个大字的军旗，可见谭震林对韩伟的信任程度。1932年成立福建军区，谭震林先是担任军区政委，后又改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把韩伟提升为军区参谋长。在短短4年时间里，韩伟连升三级，可见谭震林用人的胆略。
教陈戊己当交通员
用人所长，是一条重要的用人原则。在用人所长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谭震林同志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之一，他教陈戊己当交通员，就充分体现了他善于发挥人的特长的用人思想。红军主力长征后，谭震林领导留在闽西的红军开始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36年，他到郎车组织领导岩南漳边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当时，陈戊己刚入党，本来准备跟队伍上前线的，谭震林到郎车后，时常叫他去办一些事情，每次他都圆满地完成任务，得到了谭震林的信任。当郎车需要选一名共产党员的交通员时，就把陈戊己留在地方担任了交通员。刚开始陈戊己想不通，认为在后方不能打敌人，报不了家仇国恨。谭震林发现陈戊己的情绪后，主动又严肃地对他说：“党的交通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一定要是共产党员来当。戊己同志，党组织选拔交通员是经过严格考察和审查的，要求不是一般的。作党的交通员需要根子正，出身好，思想觉悟高，立场坚定，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怕个人牺牲。做到人在文件在，宁可牺牲自己，决不能让文件落到敌人手里。即使被敌人捕住，刀子按在你的脖子上，也得死死保住党的机密。要懂得党的交通员肩负重任，党的机密就是党和红军的生命，关系到革命事业和战斗的成败。干交通员工作，非同小可啊！干这项工作是非常光荣的，也是非常艰苦的，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呵！”听着听着，陈戊己被深深地打动了，也受到很大的教育，连连点头，斩钉截铁地说：“请首长放心，我陈戊己不是河边柳墙头草，决不辜负党的期望。请首长看我的行动吧！”临走时，谭震林站起来紧紧地握着陈戊己的双手，情深谊长地说：“好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听从党的安排，眼下组织需要你，你暂时不到前线去，要安心留下来当交通员，这是党对你的信任，我们相信你会想通的！”以后，谭震林又多次找陈戊己谈心，鼓励他好好学习，并告诉他怎么才能当好交通员，笑着对他说：“一个好的交通员不但要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好，对党对革命事业有一颗赤诚的心，还要有机警勇敢的精神，临机应变的本事，妥善处理危机的能力。”从此，陈戊己始终牢记谭震林的教导，不管是送情报，还是做其他工作，都出色完成任务，没有辜负谭震林的期望。
谭震林与田秉秀的爱情故事
黄禹康
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程中，许多热血青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和理想，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结成了终身伴侣，留下了一曲曲脍灸人口的红色恋歌。谭震林与田秉秀当年的爱情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女战士闯进了谭司令的心田
1938年，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设在安徽繁昌县西南山区的中分村。这里群山环抱，翠竹青松，溪水潺潺，一派江南秀丽景色。
在那戎马征战的岁月里，作为支队副司令员的谭震林，夜以继日地运筹帷幄，思虑抗日大计，无心考虑婚姻大事。他虽已37岁年纪，但仍孑然一身。
一天，当地特委书记和谭震林聊天，无意中说了一句：“谭司令，你也该成个家了，总不能当一辈子单身汉呀！”谭震林“哈哈”一笑，回答说：“一天到晚，天南海北的打仗，成什么家哟!”
特委书记知道谭司令的年龄，有些替他着急，热心地说：“谭司令，你看上我们哪一个姑娘了，我帮你牵线搭桥。”谭震林摇摇头，连声说：“莫提此事，谈些别的吧。”
谭震林不愿提及自己的婚事，是有其原因的。原来，新四军成立后不久，副军长项英就对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不管是刚入伍的还是资历长的，无论什么特殊情况，一律不准恋爱结婚，还一度提出过“枪毙恋爱”的过激口号。
岁月如流，转眼到了1939年。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周恩来来到了新四军军部。他肩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敦促项英贯彻执行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并帮助项英改善同叶挺军长的关系，搞好团结。同时，他还对干部的婚姻问题也极为关注，不赞成项英对干部、战士的婚姻恋爱搞“一刀切”，主张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并提出了“285团”的原则，即年龄超过28岁，参加革命满5年，团级以上干部，可以自由恋爱、结婚。
谭震林，这位当年井冈山的特委书记，南征北战的红军名将，现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条件早巳超过了“285团”的标准了。
初春的一天，谭震林正在司令部小憩。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高个子姑娘，身材修长，婷婷玉立，圆脸庞、高鼻梁，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流露出少女特有的神采。灰色的军帽，宽大的军衣，黑色的束腰皮带，密密匝匝的绑腿，显得既威武又俊俏。
谭震林打量着这位突如其来的少女，见她行色匆匆，便开门见山地问：“什么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来人名叫田秉秀(后改名葛慧敏，跟母姓)，时任钢陵、繁昌、南陵三县妇女委员会宣传委员、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员。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谭司令，‘妇抗会’抓到了一个尼姑。”
“尼姑?抓她干什么?只要爱国，共产党对和尚、尼姑还是要保护的呀！”谭震林惊讶地说着。
“经过审问，她招供是驻芜湖日军派来的间谍。”
“啊！原来这样。快说说事情的原委。”
谭震林话语亲切，使田秉秀刚来时的拘束感顿然消失。她将抓尼姑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
一天，田秉秀发展的一个党员向她报告，说他家住着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尼姑。新四军三支队有个干部被她的姿色迷住了，经常偷偷地同她往来。田秉秀听了汇报，对此事警惕起来。她想：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住在三支队驻地中分村，这无疑对新四军是一个威胁，何况还有一个干部与她打得火热呢。一次，她趁这个女人外出时，查看了她的住处，发现一个盒子里藏着不少手抄的三支队文件……
“她从哪里抄的文件?”谭震林不禁插了一句。田秉秀不慌不忙地继续说：“我立即向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报告，命令中分村妇抗会把这个可疑分子抓起来。在罪证面前，她不得不承认是芜湖日军特工队逼她化装成尼姑，用美色勾引新四军干部，刺探三支队情报的罪恶图谋。”
听完田秉秀的汇报，谭震林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对姑娘敏锐的眼力和高度的警觉从内心赞许，感到她是一位有工作水平和能力的女同志，从此对这位姑娘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不久，谭震林进一步了解到，田秉秀是安徽蒙城县义和乡人。1920年出生于商人家庭，在蚌埠长大。从小聪明伶俐，父母视若掌上明珠。十二三岁的时候，进入南京汇文中学读书，毕业后，只身前往上海求学。1936年， 她还在上海仁济医院雷斯脱实验室学内科的时候，受当地地下党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到杨树浦工人夜校教唱歌曲，讲授抢救伤员的知识。就在这一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秋，抗日战争爆发了，她决心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加上她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父母将她许配给一家煤油公司老板的儿子)，便毅然投笔从戎。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潘汉年的帮助下，她化装成一名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辗转香港、广州、汉口、郑州，到达西安，最后由组织派她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处，在第五区队接受严格的训练。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南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38年4月，她随军来到皖南，主要在军部驻地泾县云岭附近的汀潭开展民运工作，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当时三支队司令部已由南陵县的南四区河滩脚，向前方移到繁昌县的繁一区苏吉乡中分村。分配在这个区工作的田秉秀，担任繁昌、钢陵、南陵三县妇委会宣传委员，常驻中分村。
作为一个指挥员，谭震林十分赏识这位才貌出众的年轻女战士，心中萌发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思。
好事多磨的婚恋一波三折
在繁昌、铜陵、南陵三县妇女救亡训练班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谭震林与田秉秀又一次相见了。这个训练班是中共繁昌、铜陵、南陵中心县委筹办的，田秉秀任副校长兼管教学事务。会前，经田秉秀争取，国民党县长张盂陶决定到会亲自给妇训班赠送锦旗，并特地邀请了谭震林参加开学仪式。
会上，张盂陶双手捧着一面绣有“妇女先锋”的红绸锦旗走到台前，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田秉秀和另一名女民运队员接过了张盂陶县长的赠旗。随后，她作了富有鼓动性的即席讲话，还当场演唱了抗日歌曲。她那扣人心弦的话语，甜润清脆的歌喉，博得与会者的赞美，也深深地打动了谭震林情思萌动的心。
谭震林这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大智大勇，可在情场却不甚高明。这次会后，他为了再次见到意中人，竟然派警卫员去找田秉秀，结果事与愿违，接连碰了几个钉子。为此，谭震林不免感到有些烦恼。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章蕴来到了中分村。章蕴是东南分局妇女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总支书记。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资格，人们都亲呢地称她为“章大姐”。这位田秉秀顶头上司的到来，令谭震林喜出望外。两人坐定，谭震林便滔滔不绝地说起妇抗会在抗日中的作用，更不时夸赞宣传委员田秉秀。章蕴听出弦外之音，显出几分神秘的神采，问道：“你看田秉秀怎么样?这个姑娘不错吧。”
谭震林觉得章蕴似乎猜透了自己心中的秘密，干脆向她倾吐自己的隐情，请她当“参谋”。
章蕴笑吟吟地回答：“哎呀，你不说我也猜着了几分。恋爱是人之常情，何况到你这样的年纪。谭司令，你可要主动出击呀。” 有了章大姐撑腰，谭震林心里踏实了不少。从此、便开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恋”。
青春洋溢的田秉秀，时下正在全身心地举办一期又一期的妇训班。谭震林在战事之余，总要挤时间去妇训班看望学员，询问教学情况，及时就办好妇训班作出指示。
每逢节日或纪念日，田秉秀为妇抗会编排的文娱节目上演，谭震林只要能抽出时间，总要到现场观看。有一次，演出话剧《卢沟桥事变》，临到开演时，还缺20余支道具枪。“缺枪，怎么表演?”演员们心急如焚。在场的田秉秀，望了望正在台下指挥部队就座的谭震林，满有把握地说：“没有问题，全包在我身上。”说罢，她大步流星地走近谭震林，耳语了几句，随即回到台后。不一会儿，20支枪便从台下连、排长和指导员手中调齐，送到了后台。演员们拿了真枪，演得特别逼真。演出结束后，谭震林还到后台向演员们表示祝贺，勉励演员们继续努力，在表演方面“更上一层楼”。田秉秀代表演员们向谭震林致谢，深情地说：“谭司令，多亏你给我们解决道具问题，送来了真枪。”谭震林笑盈盈地说：“没关系，我们本是一家人嘛。”
过了几天，谭震林从前线察看敌情地形回到中分村，匆匆吃过晚饭，向田秉秀住地——“三公所”走去。
谭震林来到“三公所”门外，驻足静听，左侧厢房内，传来阵阵清脆悦耳的歌声。他透过厢房的玻璃窗，只见田秉秀正挥舞两臂，指挥满屋的姑娘、小伙子唱歌。当他跨进屋时，大家歌兴正浓，都众口一词地拉他唱歌。谭震林缺乏天赋的歌喉，倒喜欢吹口琴，见大家拉歌，他只好以琴代歌，从口袋里摸出亮闪闪的口琴，吹奏了一曲当时十分流行的《游击队之歌》。琴声激越，旋律明快，姑娘、小伙子们乐不可支。当他们知道谭司令找田秉秀有事，便知趣地悄悄离去，屋内仅留下他们两人。
“谭司令，你找我有事吗？”田秉秀天真地问。
“听说你嗓子嘶哑，特地来看看你。”谭震林本来不知道她的嗓子有病，只是被她这么一问，只得随机应变，借题发挥：“田同志，你工作总得有个节制呀，不能整天没完没了地忙呀，说呀，唱呀，要学会爱护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谭震林学着中分村青年的口气，第一次称田秉秀为“田同志”。
情窦初开的田秉秀，对称谓特别敏感、警觉，她想到村里的年轻人称她“田大姐”，那是对她敬重，年纪大的人称她“田同志”，那是一种庄重；邻居称她“秉秀”，那是亲切，今天谭司令称她“田同志”，她似乎感到一种特别的意味，但她不敢想得那么复杂，也许是首长对战士关心吧。
田秉秀便在嗓子嘶哑的问题上层开了话题：“谭司令，村上的几位大嫂送来鸡蛋、香油，说是可以治疗喉哑，这些东西该不该收?
“收下，你应该全部收下。”谭震林语气坚定。
“那群众纪律呢?”田秉秀有些犹豫不决。
“买卖公平，照价付钱”。谭震林壮她的胆，又说了些安慰的话，便告辞而归。
打这以后，田秉秀心里很不平静，她感到与谭震林之间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每逢见到他，都以少女敏感的目光打量着他：他个子偏矮，身材精瘦，但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老练成熟，豁达大度，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她还从有关资料中获悉：谭震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有超人的气魄和军事才能，但从不骄矜自傲，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口才非凡，作报告不用讲稿，见解独到，语言娓娓动人，听他的报告，能在轻松愉快中受到深刻的教益和鼓舞。这些文韬武纬之才，都是她所敬重和向往的。当章蕴向她转达谭震林对她的爱慕之意时，她却默默无语，内心充满矛盾，她需要他这样的良师益友，但是她还年轻，她不愿过早恋爱、结婚，她要在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的抗日工作中干出一番事业。
热心的章大姐，善于观察少女心中的秘密，在谭震林一次生病的时候，劝她作为同志去看望他。田秉秀言听计从，欣然前往。当她坐在病床边，安慰他好好养病。两人倾心地谈着，谭震林情不自禁地握着她的手，坦诚地倾吐出自己的衷心：“田秉秀同志，如果你愿意，我愿我们结为终身伴侣。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感情上能互相体贴，生活上能互相照顾，对我们的事业都有好处。当然，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不会使你为难。强扭的瓜不甜嘛!请相信我对你的一片赤诚之心。”
“这……我还没有考虑好。”田秉秀羞赧地低下头，圆圆的脸蛋泛起一抹红晕。
“是啊，终生大事，应该深思熟虑。”谭震林深情地望着田秉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不久后的一天傍晚，几位要好的同事被请到谭震林住的老乡家中吃晚饭，饭刚吃完，就有人出主意了：“谭司令，田秉秀同志想和你单独汇报一下思想。”
田秉秀还没明白过来，伙伴们呼啦一下跑出了大门。她站起身，门被关上了，外面传来落锁的声音。谭震林和田秉秀，被反锁在屋里。
突如其来的变化使田秉秀感到十分难堪，她跌坐在椅子上，鸣呜哭出声来。
谭震林安慰她：“你别难过，不要哭。这些人尽是胡闹，恶作剧。他们以为恋爱结婚也像打歼灭战一样，速战速决，其实完全错了，虽然他们出于好意，却是在帮倒忙。门能上锁，心能锁吗?”
听到这里，田秉秀停止了哭声。谭震林再三向她道歉，说让她受了委屈，他感到不安，接着对她掏出心里话：“我对你有好感，你年纪轻轻，办事稳重，干脆利索，有股魄力，好好干，会大有作为。至于恋爱结婚，可要自愿，你不同意，我决不强迫命令。”
经他这么一说，田秉秀心情舒畅多了，她觉得谭震林是位通情达理的人。“我们谈谈心，怎么样?”谭震林语意诚恳。“我现在没有心思，我想走……”“大门都锁上了，你怎么走嘛?”“我从窗口走。”说着，田秉秀果真从窗口跳了出去。
志同道合终成伴侣
不久，组织上调田秉秀担任三支队军代表兼谭震林的秘书，经常跟随谭司令参加有关会议，外出视察。接触的机会多了，她发现谭震林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照顾她，对她的工作也给予热情有力的支持。她还觉察到，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经常忍受痢疾、咯血、疥疮、盗汗等多种疾病的折磨，却仍忘我地工作、战斗，他是多么需要一位知心的伴侣照料他的日常生活啊!每当想到这些，田秉秀那白暂的面庞上便泛起阵阵红晕，心中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她从心底里深深爱上了这位工农出身的将军。从此，他们的交往更密切、更频繁了。
一天，田秉秀又来到谭震林住地。谭震林从军衣口袋里掏摸着，好一会儿，摸出一枚精致闪光的银质纪念章，细心地把它别在田秉秀的胸前。田秉秀腑首看着，只见中间镶嵌着一个鲜艳的红五角星，两边各有两个字：“抗日”、“救国”。她抬起头，两人两道热灼灼的目光碰撞在一起，一股幸福的热流在各自的身上奔涌。“震林”，她终于第一次这样地称呼他：“这枚纪念章是从哪里来的?”
谭震林兴奋得满面红光，津津有味地向她叙述纪念章的来历：“有几位南洋的华侨学生，辗转几千里，来到皖南参加新四军。这是他们送给我的礼物。”现在这份具有时代特征的礼物已成了他俩赤诚相爱的象征和喜结良缘的信物。
“秉秀，我们结婚吧，就在中分村，就在这映山红盛开的季节。”谭震林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
“我听你的。”田秉秀脉脉含情地说着，依偎在谭震林的怀里，满山遍野的映山红都在默默地为他俩祝福。
“秉秀，军部对军人结婚要求很严，特别强调要自愿。我们还是向军部打个结婚报告吧。”谭震林遇事沉着、老练，在婚姻问题上他也不马虎从事。
1939年6月，谭震林与田秉秀终于结为终生伴侣。
结婚以后，他俩在漫长的革命征途和人生之旅中，同甘共苦，肝胆相照，爱情之花光彩照人，谱就了一曲脍灸人口的现代红色恋歌。
特会打仗的谭震林
孟庆春
●1953年1月1日，是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的第一天。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谭震林就任省政府主席，并召开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
●对于江苏，谭震林并不陌生，这里是他多年战斗过的地方。他的“谭老板”雅号就是当年在前往江苏的路上获得的。
乔装打扮到江南
那是抗日时期的事情。
1940年初，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汪精卫准备在南京组建伪政府，党中央决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组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3月23日，中共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发电给中共江苏省委称：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
时任新四军第3支队副司令员（政委）的谭震林正在皖南根据地。他的妻子田秉秀（即葛惠敏）已怀孕9个多月，眼看就要临盆。军令如山倒。他告别妻子，带上几个警卫员就连夜上路了。
为了确保安全，谭震林和随行人员都进行了化装。谭震林化名林俊，身份是国民党三战区参谋主任，上校军衔。两个警卫员，一个化装为马夫，一个是持盒子枪的。而随行的还有两位3支队的干部，一位是廖海涛（廖政国）化名廖涛，是林俊的秘书；俞炳辉化名张德标，职务是侍从副官。他们组成国民党三战区的“检查小组”，制作了通行证，堂堂正正写好，去东路检查工作。
一行人行色匆匆，奔走在皖南到江苏的路上。由于敌人封锁，行程是异常艰苦的。从皖南到苏南，本来并不算远的路程，走了整整18天。到达新四军江南总指挥部水西村后，他们稍事停留，又匆匆赶路。
此时，谭震林的衣着又换了。他穿着雪白的衬衣、毛料西裤，外披哗叽长衫，头顶黑色礼帽。走路时前呼后拥。严然一派大老板的神气。这还不够，他还借用延陵镇一家绸布店老板的名字打了“良民证”。证上的名字是：李明。谭震林甩甩衣袖，对同行者们说：“我走几步，你们看看。像不像老板！”
说完迈起四方步，把肚子挺一挺，摇摇晃晃，逗得人们大笑不止。
“笑什么？像还是不像？”
“像是像，就是有点太摆架子。”俞炳辉说。
“不摆架子怎么行，我看很像。”廖海涛说。
同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谭震林却说：“像不像，三分样。我尽量摆出老板的样子，有什么破绽，你们替我弥补着点。”
就这样，谭震林变成了“李老板”。
几天以后，老板带着一行人出现在常州街头。这次他带的随从是手下刘飞、张开荆和戴克林三人。几人住在一家旅馆。可是，常州这鬼地方日军每晚10时就要查房。谭震林问几个人说：“晚上我们怎么办？”
戴克林灵机一动，说：“去看电影吧。”
“这个办法可行。”
于是，谭震林就带着他们早早吃完晚饭，去看电影。结果，为了躲过10点钟的搜查，他们连看了三场，片子都是同一个。看得几个人哈欠连天，电影几乎都背得出来了。但是终于躲过了日军盘查。
戴克林可是3支队有名的机灵鬼，一拍脑袋，说：“我看这电影还是看不得，哪有老板躲到影院消磨时间的！”
几人恍然大悟，说：“差点误了大事！”
尽管常州戒备森严，谁知谭震林还要在这里摸清情况，于是几人住进了一家萃昌豆行，扮做专门经营起豆类的生意人。一天，谭震林和戴克林等几人在常州街头摸了些情况后，拐进一个小巷往旅店走。谁知谭震林一身大老板的打扮，惊动了花柳巷的风尘女子，她们跟在后面直喊“先生！先生！”戴克林不知底细，想过去看看，他问谭震林：“老板，这是干什么的？”
“花柳巷嘛！妓女！”
这话一出吓得戴克林赶忙跑开，谭震林哈哈大笑。
第二天，他们一行登上去常熟的轮船。谭震林招呼大家坐下，叫人去租来一副麻将牌。
几个人一副商人的派头，搓起了麻将，三条八万七饼地吆喝着。谭老板大方地打开一罐“美丽牌”香烟。递给牌友和围上来看热闹的人。“伙计”们在一旁也咋咋呼呼地说：“老板请客了，不抽白不抽哟！”
他们一路哗啦哗啦骨牌响，日偏西时他们的船靠上了常熟的码头。
毛泽东叫他“谭老板”
在常熟，大老板遇到了一对小老板。在董浜镇有个叫做涵芬阁的茶馆，这是我党秘密交通站。店老板是陈关林。陈二妹夫妇、他们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讲湖南话的老板。对此，谭震林记忆颇深刻。直至他就任江苏省省主席时还说：“江苏人很好啊！1940年，我到东路，一来就到董浜的陈关林茶馆店，这位关林嫂，就是茶馆店的老板娘，曾经接待过我们。”
后来的京剧《沙家浜》就取材于这个小茶馆。
谭震林在常熟没有停留。连夜前往徐市“民抗”司令部驻地。
第二天，太阳初升的时候，老板以很不协调的衣着，出现在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和中共东路特委、市熟县委等同志的面前。然后，他立即在江抗东路召开会议。谭震林刚刚宣布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各个支队的负责人名单，说到戴克林为1支队支队长时，话音才落，就有人进来报告说：
“鬼子来进犯了！”
谭震林看了戴克林一眼，说：“你去指挥吧，把这股敌人打退！”
这时戴克林衣服都还没脱，还穿着长袍，戴着礼帽，他站起来说：“我去！可我这样打扮。部队听不听指挥？而且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啊。”
同样还是一身老板模样的谭震林一挥手：“快去，快去！你一面宣布是支队长，一面指挥，把仗打好！”
就这样。戴克林穿着长袍来到部队，说：“我是支队长，这个仗由我指挥！”随即，他爬上房顶，用望远镜一看，日军在公路上成几路纵队冲过来，他喊道：“给调来一挺机枪！”
副支队长立即调来一挺捷克式轻机枪，戴克林一接过来，就亲自动手带头打。机枪一响，步枪也跟着开火，立即把日军打慒了。随后，双方形成对峙。后来陈挺率2支队来援，方击退了日军。
谭震林一来江抗，就名声大振。不几天，队伍里便传开了这样一句话：“上级派来了个老板！特会打仗！”从此，谭震林就有了个雅号“谭老板”。按理说谭震林身材不高，面色不白，肚皮不大，还不如跟他多年的警卫员老沈肚皮大。这些都与老板的形象相去甚远。当有人公开叫他谭老板时，起初是开玩笑，他不激烈反对，反而乐呵呵，所以越叫越响。
结果，连毛泽东都知道了。解放后，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叫他：
“谭老板，说说你的意见。”
毛泽东还说：“唱京戏的有个谭老板，我们也有个谭老板。”结果，主席带头叫。别人跟着叫，老板老板的，很快叫顺了口。谭震林自己大概也没想到这次受命前往江苏领导江抗东路军的路途上得到“老板”的称呼会伴随他的后半生。一次，他与已是志愿军20军副军长的載克林一起谈起当年苏州之行、得“老板”雅号时，以“聪明过人”号称的戴克林笑嘻嘻说。
“谭司令，你一到江苏就得了个雅号，这说明你和江苏有缘嘛！”
戴克林头部多次受伤，却聪慧过人。谁知他这无心之话却果真应验了，谭震林就任江苏省主席时不由得感叹戴克林这“怪才”。谭震林在江苏省主政期间，他的这一雅号再次被人们叫响了。
（摘自《共和国省长》华文出版社，有删节）
住宿舍，吃食堂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中，谭震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密切联系群众，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风范，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为正确认识当时农村情况和农民问题，1957年4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谭震林亲率工作组，到攸县上云桥乡蹲点。历时43天，他和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不坐小车，总是到处跑来跑去，与大家一起研究问题，一起解决问题，遇到一些疑难问题，总是亲自出面解决。
谭震林在1930年秋率部攻占攸县县城离开后，一直没回过家乡。当他到县城以后，县委决定将他和随行人员安排在新盖的县委招待所里，另开了“小灶”，指派专人做服务工作。
谭老知道后，坚决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回家乡蹲点不是“衣锦还乡”，决不能搞这样的“特殊接待”！在住进招待所的当晚，他就找了县委几位负责人，诚恳地说：“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钦差大臣，怎么能作这样的安排？这样搞，势必会脱离群众！”
翌日早饭后，他就带了工作组全班人马，一道搬进县委大院，住进普通宿舍，在机关大食堂吃饭。事后，在攸县县委会议上，还专门讲了干部不能脱离群众的问题。他说：“领导干部，特别是搞合作社的这些领导干部，要懂得我们是为群众谋福利的。我们不是老板，而是当经理。你一个合作社的社长，不是这个合作社的老板，社员不是你的雇农！合作社的老板是谁呢！是社员，你呢？只是为社员谋福利的经理。”
从县到乡、社，谭老处处以身作则，与当地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为各级干部作出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