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二十五年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苏、安徽、湖北三省的大部,浙江、江西、湖南、河南四省的各一部,北枕横穿中国大陆的陇海铁路,南迄浙赣铁路,东濒黄海、东海,西达汉水流域及武当山脉。按战略形势,分为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8块抗日根据地。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20万。

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战略的变化,对国民党军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方针,而把军事打击的重点,转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敌后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也逐步转变为以敌后战场为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逐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新四军用枪杆子创建起来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界对抗日战争史进行积极地研究和宣传,而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却很少研究与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1980年4月,由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南昌大学、郑州大学、武汉大学的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倡议并筹备,成立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址设在南京大学革命根据地研究所,联络了一批有关的专家学者,开始了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的艰巨任务。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现状

二十多年来,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年至1990年,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和出版有关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的资料。资料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中央档案馆和江苏、安徽、湖北、浙江、河南等省档案馆馆藏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是当时健在的、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回忆,被称之为活材料,即通过召开专题座谈会,个别访问,然后将他们的谈话内容整理成回忆录。研究工作者把搜集到的原始档案资料,老同志亲历亲闻的活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和综合,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过程,陆续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一批资料书。

（一)由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共8辑,这是最早出版的有关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史料,它把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有关档案资料,战争年代的报刊文章,部分老同志的回忆录汇编成册。这套史料出版后,在史学界,甚至在国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注明是“国内发行”,但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的不少学者,都能设法购买到此书。不足之处是,因无权公布档案,在正式出版时,除公开出版过或内部出版过的资料之外,不得不忍痛删去了一些档案材料

（二)由江苏省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辑,档案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共4卷;湖北省鄂豫边区财经史编写组编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月出版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豫鄂边区部分卷)，由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编写组编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共3卷;由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上海高校专题组编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的《上海地下党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1卷。这些书是在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统一部署下编出来的,全部是历史档案材料。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有意将部分政权、文教方面的档案也编进来了。这套书成为研究工作者最喜爱的书籍之一,对深人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帮助甚大。

（三)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统一部署,中共江苏、安徽、湖北、浙江、河南省委党史研究部门编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的《苏南抗日根据地》、1989年8月出版的《苏北抗日根据地》、1990年6月出版的《苏中抗日根据地》、1987年10月出版的《淮南抗日根据地》、1987年6月出版的《浙东抗日根据地》、1990年2月出版《皖江抗日根据地》等。这套丛书不仅有大量的第一次公布的档案材料,而且有每个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主要领导人的回忆录。更可贵的,是在每本书前,都有专文叙述了该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过程,论述了该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这些虽然是初步的研究成果,但对撰写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素材。

（四)由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临时机构)和安徽省档案馆联合编辑,内部出版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共7辑11册是从苏、鲁、豫、皖等省档案馆收集来的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不仅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而且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研究都是非常宝贵的。

在这一时期,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浙江等省级党史研究部门都曾在其内部刊物上陆续出版了一批党史资料,甚至市、县级党史研究部门也整理出版过不少专题资料书,这些内部出版的史料无疑对研究工作者来说,都是很珍贵的。

总的说,这一阶段相继出版了如此之多的档案资料和回忆录是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史料基础。第二阶段,即1991年至2003年,这阶段是编辑出版阶段性研究成果的阶段。根据各个省的工作范围规定,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了《苏中抗日斗争》,1990年9月出版了《苏南抗日斗争史稿》,1994年5月出版了《苏北抗日斗争史稿》。2000年12月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辑、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江苏淮南人民革命斗争史》。由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月出版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由中共安徽省滁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史》。由中共安徽省巢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安徽人民出版社年1月出版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史》。由湖北省鄂豫边革命史编辑部编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了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由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了豫皖苏边区革命史!。这样,华中各块抗日根据地,基本上都有了一部全面系统的抗日斗争史,比较完整地论述了各块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内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华中各省辖的市、县一级党史工作部门也纷纷编辑出版了以抗日根据地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史,如苏州人民革命斗争史!、盐城人民革命斗争史!、淮阴人民革命史!、南京人民革命史!、无锡人民革命斗争史!、南通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绍兴人民革命斗争史!、泰兴人民革命斗争史!、皖西革命史!涟水革命斗争史!、常熟人民革命斗争史!、太隔抗日斗争史!、豫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鄂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襄河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沔阳人民革命史!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不仅是全面地论述了这些市或县的革命斗争历史,更是重点突出的论述了这些市或县的抗日斗争史,同时也丰富了他们所在的各抗日根据地史,是各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深人和发展。

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10月出版了一本由马洪武主编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史论!,内容涉及到华中8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基本情况,甚至每块抗日根据地内的各个小块根据地的历史都有系统地记载,如苏南抗日根据地内的茅山、丹北、太隔、苏常太、澄锡虞等小块根据地,都有专题论述。再如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内的豫南、豫中南、鄂中、鄂东、襄河、襄西等小块根据地史,淮北抗日根据地内的睢杞太、豫皖苏、皖东北、邳睢铜等各小块根据地史,也都有专题论述。可以说,这本书在内容上,在地域概念上,是很完整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史了。但是还不能称它是全面的系统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通史,客观地说,它只能是一部华中块抗日根据地史的大拼盘,所以,最后只能作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史论!出版。

当代中国出版社于2003年5月出版了由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辑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史》,该书分三个部分章,101节,计75万字。基本上是按编年史的写作方法结合专题史的体例,条块结合,史论结合,脉络清晰,结构井然,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全貌,可以称得上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通史,从而填补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第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是集体智慧的成果,参加该书撰稿的有8个省市、18个单位、29位学者,是在华中8块抗日根据地史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几易提纲和书稿,花了近年时间才写成的。该书第二个特点是内容全面,史料丰富翔实。该书运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既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新四军文献丛书,战争年代的报刊杂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选集,文集和年谱,又有近10多年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公开出版的史书及论文。作者在撰写过程中,充分采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坚持让“史料说话”的态度,论从史出,论证有据,说理充分,内容可信,观点科学。该书第三个特点是学术性与可读性兼顾,该书是一部严肃而厚重的学术著作,它不仅论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过程,而且系统阐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教育各个方面的内容。全书用生动的语言,感人的事例,真实地记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感人事迹,讴歌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字里行间洋溢着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该书虽还有不足之处,但仍可称之为集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之大成之作。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几点共识

二十多年来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从时间来说,从1938年秋创建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始,直到年底。解放战争开始后,由于革命对象的转变,原来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改称为苏皖解放区,接着又组合为华东解放区与中原解放区的一个部分,因此,把研究的时间,一直延伸到建国前夕。

从空间来说,不仅针对抗战时期的华中8块抗日根据地,而且涉及到抗战胜利后苏皖解放区、中原解放区,地跨苏、浙、皖、赣、湘、鄂、豫等7个省。从内客上说,不仅研究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而且研究了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建设与斗争。

通过二十多年的研究,笔者认为,在下列问题上,已经达到了共识。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消灭和驱逐日本侵略军的重要战场,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战略作用。华中抗日根据地位于中国的中部,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南部屏障,是进军华南、发展华南的重要基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指示中说：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重要区域,并且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26页。）正因为如此,当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4月在皖南、皖北集中后,中共中央即命令其迅速开赴苏南、皖东敌后,放手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大胆地建立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求得生根、发展和壮大。

战斗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和华中人民结下了鱼水般的深情,得到了华中人民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援,新四军得以迅速发展和壮大,华中抗战形势越来越好,到1945年底,新四军已发展到31万多人,民兵自卫队发展到96万多人,成为全国打击、消灭日伪军的主力军之一。据1944年统计,华中军民抗击日军16万人,占侵华日军总数的23%,抗击了伪军23万人,占伪军总数的31%。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对日军作战2.46万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另有5.4万余日伪军官兵投诚反正。（《新四军-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1页。）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大联合的全面的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联系与相互配合的,敌后战场的华北、华中和华南3个抗日根据地之间,更是密切的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与相互支持的。

华北抗日根据地创立最早,地域最大,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人数最多,对正面战场支持很大,对华中、华南敌后抗战更有很大的支持。1940年八路军第二纵队2万多人南下华中,直接配合新四军作战,进一步发展了华中抗战的大好局面,皖南事变后又全体改编为新四军,壮大了新四军的阵营。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和壮大,也有力地支援了华北抗战,有利于华北的巩固和发展。所以,华中抗日军民的斗争与胜利,是对华北、华南敌后抗战直接的支持。因此,华中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重大历史作用（二)华中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富饶的长江南北,战略地位特别重要,是日伪、顽、我激烈争夺的中心。所以在华中,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都表现得极其尖锐和极其复杂。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长期战争和扩大侵略战争,把华中视为“以战养战”的主要基地,作为贯通中国大陆交通的枢纽,所以派重兵控制华中,把华中作为他的统治中心来大力经营。国民党更是把华中看成是命根子,在华中失守时,有组织地留下几十万部队在敌后,一方面进行抗日斗争,更重要地就是跟共产党新四军争地盘,尽可能限制新四军,千方百计想消灭新四军。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对坚持和发展华中抗战也是十分重视的。1938年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正式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此,中共中央特地委托周恩来到华中,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央的方针,还和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制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具体行动方针。决定派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派黄克诚率领八路军主力一部开赴华中。并从延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抽调大批干部支援华中。这样,在华中地区的“扫荡”与反“扫荡”、“清乡”与反“清乡”、“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就时起彼伏,愈演愈烈,越来越残酷和尖锐,日寇的“扫荡”刚刚过去,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又接踵到来,有时日伪的“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会同时而来,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新四军。这种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奇特地交叉在一起,使斗争更加复杂,直至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畜意制造了“皖南事变”,使遵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直属部队9000多人遭到了血惺的大屠杀,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最高峰。

从党内来说,抗战开始不久,王明从苏联回国,1937年12月,到武汉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极力推行一条“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新投降主义路线,这条错误路线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直接影响到华中抗日斗争。这条错误路线和项英在执行中的错误,给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以有可趁之机。可以说,皖南事变是王明新投降主义直接危害的结果,由于刘少奇、陈毅等同志坚持党的正确抗战路线,才于1941年1月后重新打开华中抗战的大好局面,直至抗战胜利。

（三)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成功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

列宁曾经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682页。）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政权问题当然也就成为根本的问题。而根据毛泽东所创立的红色政权的理论,在抗战时期就是要创立根据地,并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和建设自己的政权。新四军用枪杆子在华中敌后先后建立起来的苏南、淮南、苏中、鄂豫边、淮北、苏北、皖江、浙东等抗日根据地,可以说全部是在农村,是依靠农民群众支持而建立的,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抗日和革命的阵地,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本质上是一致的。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92页。）分布在华中的各块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形成了对上海、南京、武汉、杭州等大中城市的包围,正是这些敌后农村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还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做出了具体的成功的实践。

华中抗日根据地,还为全国解放战争准备了战场,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初期,组成了中原军区,是国共两党争夺的关键地区之一,后来国民党的进攻和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成为全国内战爆发的起点。由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抗日根据地合并组成的苏皖解放区,是解放战争初期重要战场之一,国民党集中了万兵力,沿着南通、靖江、泰兴一线向新四军粟裕部进攻。而粟部在这个地区仅有2.5万兵力,但在老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很快取得了歼敌5万多人的七战七捷的胜利。一次歼敌9万多人的豫东战役,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都是在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土地上进行的,是和淮海、盐阜、淮北老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援分不开的。1947年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立足点,仍然是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鄂豫皖边区。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苏皖解放区和中原解放区,又成为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前进基地。正是华中老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才保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胜利。

华中地区历来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兵家争夺的战略要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就是在这逐鹿中原的地区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四)华中抗日根据地居中国中部的江、淮、河、汉之间,有得天独厚的优越的地理条件,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气温适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绸密,交通便捷,商业经济繁荣,工农业生产发达,财政收人较高。在抗日战争中,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华中军民的需要,而且支援了华北、陕北和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是抗日斗争中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靠小米加步枪而取得胜利的。”步枪是指武装斗争,而小米则主要是指战时的财政经济工作。

华中地区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内,曾聚集了一大批财政经济工作专家和理财能手,如骆耕漠、孙冶方、薛暮桥、朱毅、陈穆、李建模、范醒之、苏唤青、苏化农、许毅、顾准、方毅、张劲夫、曾山、李人俊、陈国栋、陆慕云等,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兢兢业业地为华中各根据地做好财政经济工作,建立了各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他们在长期的革命的财经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树立了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还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了一大批富于创新精神的财经干部。总之,他们用远见卓识和创造性地劳动出色地完成了战时的财经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经收人,养育了华中抗战军民,保障了华中军民的抗战需要,还支援了兄弟抗日根据地军民。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了解决八路军面临衣食、医药困难,于1944年节衣缩食,调拨了一批粮食、生猪和海产品,价值为800万元,经过500公里长途转运,送到华北八路军总部。抗战胜利后,苏皖边区政府,将6万担淮盐款一次性送到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作活动经费。刘少奇在总结华中工作经验时曾指出:“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民主政治,发动与组织广大的人民到抗日战争中去。虽然政府断绝供给我军一切饷弹但由于这种根据地的建立,仍能保证我军的供给。”（《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2页。）（五)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中,也是比较突出的,不仅为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中国文化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经验。

文化教育战线也是华中抗战的一条重要战线,陈毅说,文化教育工作担负着“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工作全面配合,来推翻日寇,改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其影响和结果“将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这不仅是抗战文化推行的眼前需要,而且已经是中国的文化改革的伟大任务的开始”。（陈毅:《现在的苏北应该做些什么》，《江淮》第5期,1941年2月25日。）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年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内,曾吸引和聚集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和教授、专家学者,如邹韬奋、钱俊瑞、范长江、钱杏、李一氓、夏征农、朱克靖、彭康、冯定、刘季平、王阑西、彭柏山、黄源、楼适夷、戴百韬、丘东平、何士德、贺禄汀、李亚农、吕蒙、许晴、刘保罗、吴强、赖少其、李增援等人,他们深人群众,深人指战员之中,深人烽火的战斗第一线,创造出形式绚丽多姿,内容丰富多彩的抗战文化。他们在继承优秀的传统的文化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他们把民间流传的花鼓、莲湘、湖船、小放牛、大补缸、扬州小开口等艺术形式和民歌民谣,经过加工,换上抗日的新内容,“旧瓶装新酒”到群众中去演出,新鲜活泼,既有“下里巴人”,也有阳春白雪,很受工农兵和广大干部欢迎,收到良好的效果。他们通过文艺宣传队,民运工作队,写标语、办墙报、教唱歌、演戏剧、木刻图画、战地通讯、写文艺小说、发表演讲等各种形式,揭露敌人的罪行,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把各党各派都动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有力地推动抗日斗争的发展。

教育工作也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条重要战线,教育是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服务的,当年各级民主政府,把开展教育工作与教育改革相结合,将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相结合,将普及教育与提高教育相结合,普遍实行改造旧学校,兴办新学校,采取集中教学、分散教学、跑反教学、隐蔽教学等不同方法,使根据地的教育很快开展起来。教学内容除正常的知识课外,着重抗日政治思想内容,民族气节的内容,讲求实用性,教材内容生动形象,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融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为一体。通过教学活动,团结了广大的教师和青年,整个根据地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华中各根据地十分重视成人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动员他们参加抗战,实现民主政治。各级政府都成立冬学委员会,负责领导冬学运动,普遍兴办民校,识字班,以村为单位,一村一校,邀请当地进步士绅知识分子为教师,分青年班、儿童班、老年班、妇女班,分班上课。通过深人普及教育,使大批文盲半文盲农民群众文化水平提高了,懂得了抗日救亡的大道理,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946年3月召开的华中宣教大会上,据不完全统计,华中抗日根据地有大学(华中建设大学、雪枫大学)两所:中学77所,学生1.5万人,教职员2803人;小学所,学生45万多人,教职员1.3万多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除抗大华中总分校外,还有抗大四分校(在淮北)、抗大八分校(在淮南)、抗大九分校(在苏中)、抗大十分校(在鄂豫边)、抗大五分校(在苏北)、中共中央华中局还创办了党校,各区党委也办有党校。他们招收部分在职的军政干部,同时招收广大的知识青年,经过政治、军事的教育,以崭新的办学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教风和学风迅速培养出大批的各条战线上急需的干部,还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开了一代新风,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六)为建设新中国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和造就了大批干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多彩。在伟大的抗战实践中,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华中地区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各方面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可贵的经验。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这个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过程中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当时所实行的三三制政权的民主政治制度,廉政建设制度,群众监督制度,应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度。当年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建设制度,军队内部的政治工作制度,后勤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等,也是完全适应战时要求的优良制度。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所建立的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税收制度、工商管理制度、物资管理和调配制度等,也是十分合理的科学的制度。在文化教育方面所建立的制度,是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以弘扬民族正气为主导的先进的文化制度。

总之,华中抗日根据地在长期的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实践中,创造出了一整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制度及经验,不仅为华中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新中国建设工作所借鉴。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实践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尖锐、复杂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为党和国家造就了一大批能文能武、德才兼备的各方面干部。建国后任共和国主席的有刘少奇、李先念;曾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有刘少奇、陈毅、李先念、谭震林、陶铸、方毅、彭冲、韦国清、吴法宪等;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有陈毅、李先念、邓子恢、陶铸、方毅、姬鹏飞、张劲夫、张爱萍、邹家华;曾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有张鼎丞、谭震林、粟裕、陈丕显、叶飞、彭冲、廖汉生、邹家华;曾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有李一氓、张劲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有洪学智、钱正英等。在国防战线上、财经战线上、外交战线上、医疗卫生战线上、科技战线上都有一大批曾经是在华中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艰苦地战斗过和工作过的优秀干部。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是很出色的,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地军民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在大江南北的平原水网地区,创造出许多胜利的奇迹,也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国家公布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优秀的位军事家,新四军的叶挺、陈毅、粟裕、张云逸、罗炳辉、黄克诚、徐海东、彭雪枫、李先念9人都名列其中,他们用智慧与生命进行了功勋卓著的华中抗战,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更加灿烂。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功绩,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永远占有光辉的一页。

三、有待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通过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江苏、安徽、湖北、浙江、江西、河南、上海、北京等省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中共江苏、安徽、湖北、浙江、河南等省市委党史研究室及有关的研究部门二十多年的集体努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但是,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地开展研究,以便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达到存史、育人和资政的目的。还有那些问题需要深人研究呢?我认为第一,除全面系统的华中抗日根据地通史外,尚有很多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专门史需要探讨,并期望能出版一系列的丛书,这就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共产党建设史,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史,包括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的军事建设史,出色完成“发展经济,保证供给”任务的财政经济建设史,丰富多彩的文化教育建设史,具有华中特色的统战工作史,成功瓦解敌伪军的敌军工作史,保障作战需要的军工生产史等等,这些具有特色的专门史,若能深人地全面地进行研究,定会弥补更多的历史研究空白。

第二,华中地区大中城市较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各个城市的中共地下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各根据地有着人力、物力、财力和文化方面的支援。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对各抗日根据地支援有专题研究成果外,其他如南京、杭州、南昌、武汉、安庆、开封、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淮阴、盐城、芜湖、蚌埠、九江、宁波等大中城市的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援活动,至今尚无专题研究,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能尽快地对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加以探讨。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由于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党内路线斗争特别尖锐复杂,曾先后发生过确山惨案、平江惨案、太和惨案和皖南事变,这些事件都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事件,在近二十多年的研究中,已经有一批研究专著和文章出版。但是,还有很多历史事件到现在还没有很好地研究,甚至有不少事件还是鲜为人知的,如新四军第四支队支队长高敬亭被错杀事件;新四军苏中汤景延团长,为了打破日伪的“清乡”运动而带着全团假投敌的事件;新四军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叛变投敌事件;1943年鄂豫边区新四军第五师所谓内奸事件;叶挺军长被迫两次辞职离开新四军出走事件;对到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原广西学生军同志的错误肃托事件;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淮北中学三青团事件;淮南抗日根据地金湖地区大刀会叛乱事件;皖江抗日根据地巢湖地区大刀会事件;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根据地的肃汪派事件等等几十起较大的事件,都应该有系统的专门研究,都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第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人物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地开展。以往的人物研究,大都侧重于军事人物,并且有了不少传记著作出版,但缺少系统地全面的研究,比如对各根据地党政系统的负责人曾山、李一氓、邓仲铭、刘顺元、方毅、张劲夫、李世农、张恺帆、刘瑞龙、刘子久、刘玉柱、刘彬、曹荻秋、贺希明等人,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文艺工作者钱俊瑞、范长江、阿英、邹韬奋、彭康、何士德、丘东平、刘保罗、黄源、李增援等人,对出生人死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潘汉年、扬帆、沙文汉、陈修良、刘贯一、冯少白等人,对财经战线上的杰出工作者骆耕漠、孙冶方、薛暮桥、范醒之、朱毅、陈穆、苏化农等人,对医疗卫生战线上的白衣战士上沈其震、宫乃泉、戴济民、崔义田、粟秀真、李兰炎等人,驰骋江淮的帼英雄陈少敏、李坚贞、章蕴、杨纯、曾志、钱瑛、邱一涵、郑少仪、李敏等等人物,都应该为他们树碑立传,让他们的英名流芳百世。

第五,曾经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共同战斗和生活在一起的国际友人,如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斯诺,日本反战同盟战士香河正男、松野觉,以及贝尔登、艾黎、卡尔逊等人,还有在不同战线上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朝鲜、日本的国际朋友,他们的英雄事迹都应该记载下来并传播出去,都可以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是一部内容丰富、英雄壮丽的历史是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期盼着更多的专家学者来研究和宣传,使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作者马洪武,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