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十七:刘瑞龙
回忆在刘瑞龙领导下的战斗岁月（节选）
王光宇
淮北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19个根据地之一，位于河南、安徽、江苏3省接壤的广大地区。东临大运河，西达商(邱)亳(县)公路，南濒淮河，北抵陇海铁路。它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枢纽，是新四军东进苏北的前进阵地，直接威胁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徐州、蚌埠等军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刘瑞龙和邓子恢、彭雪枫、张爱萍、张震等同志一起，同为创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一直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和刘瑞龙多有接触。2010年10月3日，是刘瑞龙100周年诞辰，这不能不勾起我对他的无限怀念。
……
在淮海战役期间，我调任北线支前指挥部政委，在淮海战役中，刘瑞龙作为华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参与了动员和组织几百万人的浩浩荡荡的民工支前工作。因而，我和他再次取得了联系，并接受他的直接指挥。
此前，邓小平、陈毅、张际春、陈赓等首长，曾到豫皖苏三地委约地委书记寿松涛、军分区司令员张忠、专员许西连和我开座谈会，除了解敌情、政情、社情外，着重布置了支前工作。豫皖苏区支前工作由行署副主任杨一辰负责，华东地区由刘瑞龙统管。刘瑞龙把他的支前司令部设在宿县符离集，曾召我前往汇报，当面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当时，我们北线支前指挥部所担负的任务，主要是接收山东、河北、河南、山西4省的支前军粮，集中在黄口车站铁路沿线。同时组织三分区的萧县、永城、砀山、夏邑、商丘、亳县6个县，担负战勤物资供应和面粉加工。前线枪炮声响，后方支前人忙，群众热情空前高涨。担架队运送伤员，运输队运送粮草，民兵站岗放哨，捕捉敌军逃兵，妇女们忙着做军鞋和赶制慰问品，还帮助护理伤员。前方要面粉，后方群众家家磨面，牲口不够用，就用人力推磨，实行“歇人不歇磨”。当时，天正下大雪，运输困难，各级干部带头送粮送面送草，做到雨雪无阻，形成一条条钢铁运输线，出现了许多的支前模范人物。
陈毅曾说过：“淮海战役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我们这些亲临其境的人深有体会。
作为淮海战役支前工作负责人的刘瑞龙，对此体会更深，付出的心血和劳动也更多。他在一篇文章中作了如下记述：“淮海战役的规模之大（我方参战部队60多万人，直接支前参战民工60多万人）、时间之长（65天）、战果之辉煌（歼敌主力55．5万人）都是空前的。”“这场战役的作战方式和情况的错综复杂，也是我军历史上少见的。因此，需要动用的人力之多和需要物资数量之大也是空前的，这在我军支前后勤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当时我们还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巨大数量的支前物资全凭人力畜力运输，当时支前的民工总计达到230多万人。”“从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在严冬季节，支前民工有的来自胶东半岛，有的来自黄河两岸，有的来自江淮之滨，还有的从华北解放区来。”“他们长途跋涉，夜以继日地用扁担挑、小车推、大车拉、毛驴驮等方法把粮弹运到前线。下雪的时候，路滑难行，拉大车的牛腿断了，民工就拉着大车继续走。从胶东来的民工，身带一张狗皮，挂一个小瓢，推一辆小车，千里迢迢地把粮食送到前线，可自己却舍不得多吃一粒粮食。他们冒着飞机轰炸、炮火杀伤的危险，坚决完成任务。”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想见刘瑞龙作为支前工作的负责人，具有多么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着何等关键性的作用。
淮海战役后，豫皖苏区被撤销，成立了皖北区党委。我于1949年3月初调任阜阳地委书记。这时渡江战役正在紧张地准备着。刘瑞龙在总前委领导下继续负责战勤工作。据他记述：渡江战役共动员和组织支前民工178万人，准备粮食1.5亿公斤，准备渡江船只2.17万条，动员和组织随军南下民兵18个团2万余人，主要负责维护秩序和押解俘虏。这个工作量同样是十分繁重和艰巨的。我们阜阳地区也奉命相应地动员和组织了大批民工、地方部队和民兵参加渡江战役的支前工作，并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六
由于长期相处，刘瑞龙给我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和刘瑞龙第一次面对面谈话，是1941年7月的一天。当时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代表邓子恢主持，新四军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淮宝县仁和集一个大树林内召开，总结第四师和豫皖苏边区党委在津浦路西地区3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训。仁和集会议后，又在半城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我是作为直属区的代表去参加会议的。会后，刘瑞龙找我谈话，主要内容是要我做好直属区的群众工作。由于他是高级干部，开始我对他抱有一种敬畏感。可是经过接触，我感到他非常平易近人，态度谦和友善，完全没有高干架子。以后，和刘瑞龙谈话次数多了，我感到与他更亲近了。他谈话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具有长者风范。
刘瑞龙的生活作风俭朴，待人热情。有时我到他那里汇报工作，赶到饭点，他就随便弄点小菜，让我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轻松自如，无拘无束。
他的群众观念极强，时时事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经常教导我们说：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认真切实地实行政治经济的改革。他说：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主要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发动武装起义；现在要着重搞“三减”(减租、减息、减税)、“三抗”(抗租、抗息、抗税)，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他说：只有人民群众心向着我们，我们的根据地才能坚不可摧，因此，我们时时事事都不能脱离群众，就像鱼不能离开水一样。
他注重调查研究，喜欢同农民交朋友。他开调查会，和群众边谈边议，完全像拉家常一样，而且边谈边记，常把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农民都喜欢听他讲话，因为他讲话没有半点官腔，语言通俗、生动、幽默，内容都是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的，贴近群众利益的。
刘瑞龙工作扎实，作风严谨，苦干实干，求真务实，最反对说大话、说假话、搞形式主义那一套。他的这种作风在他一生中一以贯之。他不但教育下级要实事求是，对他的子女也是这样严格要求。1981年11月，刘瑞龙的女儿刘延东任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他写了一首长诗给她，其中有这样的警句：“事事靠实干，不搞‘客里空’。工作遇疑难，调研路自通。”我反复寻思：这不但是对女儿的嘱咐，也是他自己一生工作的写照。
他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很高，但他从不满足，一生好学，孜孜不倦，探索不止。“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非法关押5年，在狱中他重新通读《资本论》，写出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还比较系统地回顾与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写出了10多万字的农业论著，这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刘瑞龙逝世时，他的夫人、我的战友江彤，献给他的长幅挽联中有这样的话：“耿耿忠心，铮铮铁骨，谱写了磊落生平；凛凛正气，荡荡胸襟，留几多激昂往事。”这正是刘瑞龙一生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我的心声。
（录自《党史纵缆》作者离休前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累死在工作台上的刘瑞龙
黄迎红
刘瑞龙从红十四军创史人之一到三野后勤部长兼政委，他没有授衔，老同志却戏称他为三野“空军司令”。
为了共和国的农业、农村工作呕心沥血……
江泽民给刘瑞龙夫人江彤写信并抄录的三首诗词。信中说：“江彤同志：我抄录了江上青 、江树峰的三首诗词，其中表达了对刘瑞龙、顾民元同志的怀念。乍暖还寒，请予珍重。”笔者供职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张震将军作序的《刘瑞龙诗稿》，在书中显著位置收录了江泽民这封信和其抄录的三首诗词。
江泽民同志抄录的是江上青烈士和江树峰同志的诗词，其一是江上青1939年寄给江树峰的诗：
过隙光阴似白驹，十年患难早相扶。雄心拼付三期战，别绪全凭一雁书。春水绿杨思故里，秋山红叶走征途。天涯兄弟成劳燕，互问风尘老病无。
其二是江树峰1982年怀念江上青之词——调寄青玉案：
腾腾晓雾秋山去，竟一别难重聚。梦魂几绕蕉窗叙；街头宣讲，广场歌剧，星月何从数。碑名已勒洪湖渡，英烈江淮生死处。翠柏丹枫千万句；青阳春早，广陵梅吐，嘱我行兄路。
其三是江树峰怀念顾民元书赠刘瑞龙同志之词——调寄八声甘州：
亿通城南角，正书斋净几作诗文。想狼山登眺，啬园凭吊，天石初敦。讵料汇龙成一别，竟作浪花奔。《写读》成绝响，中道星殒。何处诗觥三百，慰精魂安憩，大地皆春。喜海天雨露，乃健继家声。望江边，粮棉新士，记当年鼓吹费艰辛。浩歌荡，泉台携手，上与兄斟。
江上青、江树峰的诗词表达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和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江总书记以一名共产党人的个人情感借此怀念革命同志，也体现了我们党不忘为国家和人民做过贡献的人。
刘瑞龙1910年10月生于江苏南通。出生后70天，父亲就去世了，孤儿寡母生活窘迫，母亲靠糊纸锭、纺纱线、代人刺绣挣钱来供儿子上学。刘瑞龙小小年纪，就用长衫大襟包着纸锭给人送货。母亲是一个老儒生的女儿，精通文墨，也要求儿子勤奋读书。晚上她一边纺纱，一边听儿子读书。在督促温习功课之余，还经常给儿子讲一些弹词小说里的故事。久而久之，使刘瑞龙自小的心灵对中国的古典诗词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后来的诗词创作打下了基础。
1921年，刘瑞龙转入南通城北高等小学读书，14岁考入通州师范。此间寄宿在他表哥葛松亭家中，因为表姐夫恽子强是恽代英的胞弟，从他们那里，刘瑞龙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7大革命失败后，刘瑞龙在白色恐怖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通州师范的党支部书记，他组织顾民元、江上青等革命青年开展学生运动，并吸收他们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两年后，年仅19岁的刘瑞龙当上了南通县委书记，并与李超时、何昆、张爱萍、黄火青等同志参加创建了红十四军，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地带组织了工农武装。
红十四军失败后，刘瑞龙调入江苏省委，在陈云同志任书记的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担任副书记及省农委书记，并在李硕勋同志任书记的军委任委员。1932年秋，因为出现了叛徒，刘瑞龙不能继续留在上海，中央让他选择去苏联学习或者到东北工作。虽然他一直向往能到当时世界的革命中心——苏联学习，但想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毅然决定留在国内工作。当时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四川，急需干部，他被派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央交通员崔逢云同志的护送下，他化装成商人，多次与敌人巧妙周旋，历经了千辛万苦，翻越悬崖绝壁上的栈道才到达汉中。用他的话说，真真切切体味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刘瑞龙先在红二十九军工作，不久任川陕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时，由于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关押杀害了党的许多优秀干部，对于知识分子干部，更是打击迫害。刘瑞龙是“白腿子”。(知识分子)，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冒着极大的危险，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了不少同志。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红四方面军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走过草地。刘瑞龙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策骑攀北麓，晨雾冷阴浓。嘘气成冰滴，奋力登顶峰。政雾晴万里，红日浴絮云。万山回吟啸，举首揽太清。”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翻越金山遇到的艰难险阻，也抒发了一个革命者勇于战胜困难，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情怀。42年后，当刘瑞龙的小孙子出世时，他给孩子起了个名叫“草地”，以此来纪念那段永世难忘的历程。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了四川北部的藏区计孜。刘瑞龙利用工作间隙，努力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并亲自参加领导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与少数民族群众沟通，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挤出时间学习藏语和口语。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总结部队开展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刘瑞龙把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做群众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归纳起来，制定了《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简明易行的工作守则，推动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全军的贯彻执行。刘瑞龙十分注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拜访了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向他表明了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经过多次友好互谈，彼此十分融洽，格达活佛认为刘瑞龙博学多识，值得信任，对刘瑞龙宣传的我党政策极为赞赏。在紧要关头，格达活佛带领白利寺的僧俗群众，特地征集了青稞134担，豌豆72担和许多骡马、牦牛来支援红军。
1936年10月，刘瑞龙奉命参加西路军西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西路军惨遭重创，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在与敌军的浴血奋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刘瑞龙也被国民党马步芳残部关押在狱中。后经党中央驻兰州代表谢觉哉、王定国同志的营救，才和其他同志一起回到延安。
刘瑞龙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后，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与胡乔木、冯文斌等同志一起担任领导与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抗日青年干部。1939年9月，他随刘少奇同志到河南确山竹沟镇。11月份到达了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豫皖苏边区涡阳县新兴集，在那里刘瑞龙担任了中共豫皖苏区区委副书记。
1940年，刘瑞龙调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1941年9月，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后，刘瑞龙又担任了行署主任的职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根据地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地处淮北的新四军得到发展壮大。根据地政府发动和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壮大了抗日力量。为了保证军民的物质供给，淮北区党委健全了政府的财政机构，积极发展经济，发行边币，稳定金融，和法币、伪币作斗争。区党委还提倡实行开源节流，严格财经审计，杜绝贪污浪费，边区政府被群众誉为“最廉洁的政府”。刘瑞龙曾经说：“那时，我和彭雪枫同志一个铜板也要掰成两半花。”
解放战争时期，刘瑞龙历任苏皖边区政府第一副主席、华中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豫皖苏分局财经办事处主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等职务，在苏中、涟水、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和进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以及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中，直接指挥和组织后勤支前工作，为前方战斗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1949年元月初，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前委的领导下，经过66天激战，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在战役中，就是这位被誉为“空军司令”的刘瑞龙直接组织和指挥了浩大而复杂的战勤与支前工作。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要保证由数百万民工和民兵组成的支前队伍能够及时地把枪支弹药、后勤补给送到前线，把伤员转移到后方，必须建立一个自上而下、运转灵活的后勤指挥系统。刘瑞龙为此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虚心向广大干部群众请教，找到了战勤支前工作的关键所在，从而悟出了发动群众、指导工作的要诀。在淮海战役和横渡长江两大战役中，刘瑞龙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后来电影《车轮滚滚》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百万民工支前的感人情景。
在“文革”中，刘瑞龙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从1967年11月到1972年11月，他被非法关押在上海监狱。整整五年的囚禁生活，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肉体，却没有摧毁他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意志。
1972年年底，刘瑞龙出狱时，带回的衣服裤子已经十分破旧，但都补得平平整整，有一件衣服上竟然织补了240多块补丁。刘瑞龙问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些补丁是如何织成的吗?”孩子们猜不出，他拿出几根用鸡翅膀骨磨成的小针，针上的小眼是他用窗纱的铁丝一点一点钻出来的。他把别人丢弃的破袜子拆出线来，再沿着布的纹理，一针一线把衣服、裤子上的破洞织补好。刘瑞龙之所以能在那种恶劣环境中仍保持衣着整洁，是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1997年出版的《淮海战役支前后勤日记》中，刘瑞龙多角度、多层面、系统翔实地记录了整个淮海战役特别是渡江作战期间，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张震同志曾高度评价了这部日记，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光辉历史的重要见证，其中所总结的战时后勤工作的经验，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９８８年５月，７８岁高龄的刘瑞龙，不顾酷暑高温，千里迢迢从北京到广州亲自主持全国农史学会学术讨论会，与到会同志吃住一块、共研讨。终因操劳过度导致心脏病突发，猝死在他无限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实现了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誓言。
刘瑞龙在扬州吃住自律的故事
胡秋发
1986年10月，我跟随刘瑞龙同志参加新四军军部重建45周年活动。
我们先到南京，后赴盐城路上边走边搞农村调查。每逢到达一个县，先找农业部门同志座谈了解基本情况后，再到乡村进农户，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真实情况。
一天我们计划住在扬州市休息，由于我们在路途中的调查，当到扬州时，天色已经很晚。负责接待的同志，早已在招待所安排好吃住。
放下行李，就到餐厅吃饭。刘瑞龙同志一看，用餐的地方是个很特别餐厅，就很生气的对我说，这么豪华的餐厅，不是我们吃饭的地方！看到丰盛的饭菜又说，这么多的饭菜，我们怎么吃得下呀！随行的老伴强按捺住刘瑞龙同志说，人家已经这样安排了，你怎么办？刘老忍了下来，开始吃，可以看出，他根本没有吃好，对我说，告诉他们以后不能这样破费。
饭后，住房也已经安排好，给刘瑞龙同志安排在套间，这个套间不是一般的客房，布置的好像洞房一样，床是带红帐的，帐子是由刺绣花缎面覆盖，被子也绣花缎面的。我搀扶着刘瑞龙同志进去后，他一看就急了！这样的房子我不住！给我退掉！我和随行的其他人怎么劝也不行。还说：“这样的房子、这样的床我怎么睡的着”！
我实在没有办法，又为了让刘瑞龙同志早点休息，我就先把我的普通房间，让刘瑞龙同志进去休息，这才安稳了下来。随后，我通过工作人员找到负责人才给我安排房间休息。
刘瑞龙同志在扬州的用餐和住宿所为，使我想起了他平时在每地调查后，临走前总要嘱咐我，要按规定交饭费、粮票和住宿费。在我们所到之处，都必须按规定交饭费、粮票和住宿费，一处都不可少交。
特别在扬州刘瑞龙同志的“一吃一住”，对我教育非常深刻。我沉思，正是由于他们这一代革命老同志的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工作风，和清政廉洁的高尚品德，才赢得了广大的民心，才能够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取得了我们党和军队在各个时期、各个战役的胜利！也才能够取得今天的红色江山啊！
